内府朱印满文《大藏经》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两汉时期传入我国。不同宗派的印度高僧，相续来到我国传教译经，使佛教迅速在汉地传播开来，逐渐形成了完整的流派体系，并涌现了大批的佛僧翻译家。清朝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佛典翻译活动进一步发展，这时期不同民族的鸿儒硕士，在清政府的组织下积极参与其中。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两汉时期传入我国。不同宗派的印度高僧，相续来到我国传教译经，使佛教迅速在汉地传播开来，逐渐形成了完整的流派体系，并涌现了大批的佛僧翻译家。清朝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佛典翻译活动进一步发展，这时期不同民族的鸿儒硕士，在清政府的组织下积极参与其中。清代官方译经以各民族文字互译为主，所译的佛典囊括了藏、蒙、满、回等多民族文字，体现了清代文化建设的特色。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谕令刊刻译自梵文的藏文《甘珠尔》，开清代政府敕令翻译刊刻《大藏经》之先。此后雍正、乾隆帝陆续敕命编修刊印，至乾隆十四年，由清政府主持译刻的藏、蒙、汉三种民族文字的《大藏经》，都已经出版颁布，唯独没有满文的。乾隆在他的《御制清文翻译大藏经序》中道：“梵经一译而为番，再译而为汉，三译而为蒙古，我皇清主中国百余年，彼三方久属巨仆，而独阙国语之《大藏》可乎？以汉译国语，俾中外胥习国语，即不解佛之第一义谛，而皆知尊亲上，去恶从善。”故立志要译刻满文《大藏经》。
　　满文《大藏经》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译经，历经十七年，终于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译经完毕。
　　清乾隆朝内府木刻朱印满文《大藏经》，用当时已经出版的汉文《大藏经》及藏文《甘珠尔》为底本，翻译刊刻而成，含经、律、论三大部分。“大藏”的名称由梵文汉译而来，意为佛教经典包含蕴藉佛法无量的法义。本经清代称《国语大藏经》，共108函（夹），贝叶夹装，每函经箧，由经叶、经板、经衣所组成，收佛教经典699种，计2466卷。如今，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收藏76函（夹）、605种33750页，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32函（夹）、800余卷。
　　木刻朱印满文《大藏经》的经叶，长73厘米，宽24.5厘米，正反两面以朱文刷印满文，每函173叶至728叶不等，每张经叶依序整齐叠放好后，则可以在其侧面形成精美绝伦的泥金彩绘，依次为法螺、法轮、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八吉祥图像。
　　每函的护经板分为内外两层。外层上下各一块朱漆描金木质经板，其正面由左至右以泥金彩绘出八吉祥图案。内层上下各一块明黄色织金锦面木质护经板，顶上护经板的反面装饰庄严华丽，依次由金、黄、红三色丝绸覆盖，并塑有顶礼佛、顶礼法、顶礼僧的泥金满文敬语。两侧各彩绘佛像一尊。每尊佛像左下角以满文、右下角以藏文同时书写佛名号。再以满、藏、蒙、汉四体金字恭题该函（夹）、经名以及经叶数码。内层底板的装饰与顶板相似。将内外两层的护经板合起来，经叶合夹好以后，以丝质经索捆扎，然后再用黄色丝绸经衣包裹，就成了完整的一函经箧。
　　满文《大藏经》译刻刷印后，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满文《大藏经》经板实物。原藏清字经馆，清嘉庆四年（1799）为恭纂清高宗实录，将清字经馆改为实录馆，板片随之搬入午门。现存经板五万块左右，完好地保存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另外，大藏刊行后传世不多，据清内府档案记载当时也仅刷印了部，颁赐全国各重要佛教寺院，能保存至今的少之又少，除了本经现仅知承德殊象寺收藏1部，西藏拉萨布达拉宫收藏1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收藏1部（因地震火灾已残其大半），法国巴黎图书馆收藏1部。
　　在清代陆续译刊的几部大藏中，满文《大藏经》不仅具有一般图籍的意义，同时兼为雕版印刷史上的艺术珍品。它集写绘、织绣、刊刻和刷印等各种特色工艺于一身，而其装潢之精、绘刻之美，均一丝不苟，独具风格，尤其经叶中泥金彩绘佛像，更是鬼斧神工、极为珍贵，实为我国历代编刊图籍所少见。清代满文《大藏经》的译刻，不仅使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及思想得以保存，同时也有助于东方文明的保护与传承，因此就其稀缺程度而言，可以说满文《大藏经》是清代编纂《四库全书》之后的又一巨大文化工程，是一部举世罕见的珍贵资料，为研究我国少数民族语文化及其宗教信仰，提供了内容丰富的珍贵史料。 责任编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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