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陈洪绶《花鸟草虫写生册》共十二开,绢本设色,分绘茶花蝴蝶、桃花蛱蝶、萱花蜗牛、牡丹蛱蝶、蔷薇蝴蝶、紫菊蝴蝶、竹禽、水仙竹叶、古槐双禽、红果草虫、奇石、梅石等景物,款署:“溪山洪绶写于榕醪山馆”,每开俱有“洪绶”朱文长方印及清人孙均对题,册前有签条“陈章侯花鸟草虫写生,看篆楼珍藏,药房书签”,画后有崇恩、潘厚、潘景郑三题。
陈洪绶的绘画,尤其是他以之驰誉艺坛的双勾设色花鸟画,其特点有三,一是造型的古拙,二是色彩的古艳,三是线条的寓迟涩于劲挺,既厚重且圆润。
此件《花鸟草虫写生册》从款字来看,是陈洪绶年四十左右的作品,正是画家精力弥满,技艺臻于炉火纯青的时候,无论是造型,色彩还是线条都表现出陈氏的典型特征。桃、竹、梅、萱花、水仙、红果、蛱蝶都是陈氏花鸟画中常见的题材,在画家各时期的作品里反复出现。
诸如桃梅古树虬曲粗壮、布满结疤的枝干;桃花、水仙硕大而饱满的花瓣;萱花樽形的花朵、长条状的叶片以及布满花朵与叶片的极具装饰意味的脉络;缀在叶片落尽的枝头的红果;皱褶繁复、轮廓尖峭的湖石;少许残破的双勾竹叶;几何状的蛱蝶,这些独一无二的形象可以说是陈洪绶花鸟画的标志。设色方面,此册也秉承了陈氏的一些习惯,比如画家喜欢用一些蓝色的小菊花作为画面的点缀,《红果草虫》这一开中的树干后就画有此种小菊花,画家巧妙地用这一点点蓝色与作为主题的红果对应,既点醒了画面,又丰富了层次。
再如,陈洪绶在作双勾白描竹子的时候,为了突出竹叶,常喜欢沿着勾勒的线条的外沿渲染一层淡淡的花青色,这种绘画方式无论是在早年《父子和册》(约1627年作,翁万戈藏)中的《梅竹》一开,稍后的《花鸟图册》(1633年作,上海博物馆藏)中的《幼竹蜻蜓》一开,晚年的《竹石萱草图》(约1649作,南京博物院藏)以及《春风蛱蝶图》(1651年作,上海博物馆藏)中,可谓比比皆是。这本册页中有三开画有双勾竹,都采用了这种画法,即便在《古槐双禽》一开中的那两丛新篁只是作为点缀的背景,画家还是不厌其烦地作了渲染。
如果说造型与色彩是绘画的外在皮肉,那么线条笔墨则是千古不易的骨力与精神,也是一个画家绘画风格最难模仿、最具个性的特征所在。在本册中,画家展现出来极其深厚的驾驭线条的功力:勾勒竹叶时线条犀利,重起轻收,刻画出竹叶薄而边缘锋利的特征,与上文提及的几张画竹作品如出一辙。描绘水仙与萱草的长叶片时则用较粗的线条,行笔略缓,顿挫也不明显,表现出这种叶片肥厚的质感,与《花鸟图册》(1633年作,上海博物馆藏)与《杂画册》(约1651年作,南京博物院藏)中的水仙及《花鸟草虫图卷》(约1651年作,上海博物馆藏)中的萱花类似。至于牡丹花的丰腴、桃花花瓣的轻盈、蝴蝶草虫须腿的尖挺,虽然不一而足,却都有陈洪绶独有的笔性特色:既婉转流畅又雄浑沉厚,看上去圆润潇洒,细细体会却充满凝重迟涩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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