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大规模的检测故宫数十年来头一回
公布“体检”报告 故宫回应《千里江山图》伪作质疑
资料图: 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去年在故宫展出的宋代《千里江山图》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也有部分质疑的声音——有观点从画作接缝处印章对不上、蔡京题跋与惯常体例不同、蔡京题跋与画心对不上等方面,判定此画为伪作,并认为作者并非王希孟等。
近日,在北京大学人文论坛“《千里江山图》研讨会”上,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余辉首次公布了故宫近期通过科技手段对《千里江山图》修补部分、绢本质地、残印、跋文受损原因等的检测结果。据悉,这样规模的检测,在故宫至少这几十年来还是第一次。
余杰介绍,检测所用的,是一种便携式检测经纬线的新式仪器,由于《千里江山图》正处休眠期,因此只对它开头一部分做了检测,没有全部打开这幅长达11.9米的巨幅长卷。故宫方面计划等休眠期满之后,争取对画面颜料的成分、产地、来源等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测。
此外,故宫的计算机专家表示:社会上流传的九亿像素的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电子图片根本不存在,故宫从未拍摄过这样像素的图片。况且,目前普通计算机是无法打开九亿像素的电子文件,更不用说手机了。除非是用于出版的专业计算机才能有专门的配置软件,才能打开九亿像素。
《千里江山图》不是宋代的?
质疑:在《千里江山图》去年展出期间,甚至更早之前,就有人说这幅画作是伪作。不少新闻在报道此事时,用过诸如《你排队看的,可能是假国宝》的标题。
余杰:宋代作画,多用双丝绢。双丝绢经线是双丝,每两根丝为一组,每两组之间约有一根丝的空隙;纬线是单丝,交织成双丝绢。
《雪江归棹图》一般公认为宋徽宗的真迹。《瑞鹤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听琴图》《芙蓉锦鸡图》与《雪江归棹图》时代相近。检测这些作品用绢的经纬度后发现,如果套用现代人的产品质量概念,尽管都是宫绢,但宋徽宗《雪江归棹图》是一级,《千里江山图》二级,其余是三级——《千里江山图》的密度仅仅次于宋徽宗的绢;《虢国夫人游春图》《听琴图》《芙蓉锦鸡图》则低于《千里江山图》绢的材质。
不署官衔,蔡京题跋是假的?
质疑:《千里江山图》“赐”和“希”之间的接缝处,有半个看不清的圆印,但在接缝旁边的画上,没有另半个圆印。此外,在画作接缝的边缘,还有一块模糊不清的红色印泥痕迹,同样也找不到另半个印章。而且,蔡京这一题跋没有像在《十八学士图》上的题跋那样,最后署“大观庚寅季春望,太师鲁国公臣京谨记”等官职、日期信息。
余杰:《千里江山图》一共有39方印,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除了最后两方,其他的都已认出。最新识别的两方印,一上一下,一为“康寿殿宝”,一为坤卦印。康寿殿是南宋初高宗赵构的吴皇后的宅邸,推测这两方印与吴太后有关系。
宋高宗在南宋初期对府藏书画进行了一系列的重裱,在重裱当中请一些人鉴定。宋徽宗、宋钦宗被俘,蔡京也被骂为误国,因此这些所谓“前辈的品题”自然被拆掉。但蔡京的跋文上面记录了作画人的一些信息和宋徽宗的态度等,这些一剪掉,使得这张画变成了“无头案”。于是,吴皇后在重裱的时候补上蔡京写的跋文,但将其放到了画的后面。这样处理,使得蔡京的跋文不那么刺目——既符合当时蔡京被斥的形势,也符合当时对这张画处理的一些技巧。
蔡京跋文和画心对不上?
质疑:蔡京题跋和前面的画心衔接不上。著名艺术史学者曹星原女士指出,这个题跋是从别的地方割下来,拼在这幅画上,用来伪造出身的。
余杰:仔细看画面和跋文,会发现跋文破损的纹理跟画心破损的纹理是不一致的,破损的纹路是不连接的。但如果把这个跋文放到前面去,就会发现破损的纹理有许多是能连起来的——有一道连起来不稀罕,但是两道、多道以上连起来是必然。这说明它们最初是在一起的。
希孟姓王是怎么得出来的?
质疑:蔡京题跋中写道,“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根本就没写姓氏啊!凭什么叫他“王希孟”呢?
余杰:有关论据有不少。我所据的,是清初收藏家、康熙朝宰辅梁清标购得此画后,在请人重裱时,在《千里江山图》外包首题签书写的“王希孟千里江山图”。
传统书画装裱外包首题签具备哪些要素?最起码的是作者姓名、作品名称等,此外还会留有一些辅助信息。比如唐寅的《西山草堂图》(大英博物馆藏)的外包首题签已经很破旧了,但是依稀可辨“唐寅西山草堂图”。外包首题签姓名必须写完整,特别是中小名头画家。大名家有一部分可以不写完整,比如有些王羲之手卷的外包首题签就是“右军”或者“羲之”,不写姓氏。至于皇帝的作品,出于避讳,有时候不写名字,而是写年号、庙号。
据此推测,梁清标在重裱时,上面的宋签依稀可见,但很破了,没有办法修复,也不可能再保留了。于是,他自然要根据宋签的内容把作者的姓名写完整。
至于王希孟早卒的信息,说实话文献上真没有。很可能也是出现在外包首的签条上。古时候大多数外包首签条上面写作者姓名和画的名称,下面还会空出很长一段,留着以后在上面追加一些重要的信息。比如唐寅的《西山草堂图》外包首签条的信息是两次完成的:第一次写上“唐寅西山草堂图”,是这幅画的名称;第二次因为这幅图要出宫,送给当时的大臣户部侍郎于敏中,于是写上“赐南书房供奉户部侍郎臣于敏中”。
上世纪50年代末,徐邦达、刘九庵先生等四人对故宫的一级品文物进行了一次审定,一致认为《千里江山图》是“珍甲,北宋山水画代表杰作,色彩特别精丽,艺术水平很高”。1960年,国家文物局组织的第一届鉴定小组首站即到故宫,重审故宫一级品文物,张珩、启功等复鉴过后表示“认同”。到了80年代,7人组成的第二届鉴定小组对包括《千里江山图》等故宫藏品进行了重新认定,结论是毫无异议。去年展览之前,又对这件作品重新做了认定,跋、作品本身等没有什么异议,前辈三代专家的鉴定完全可以接受。摄影/本报记者 王晓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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