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官窑瓷器

出生于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年12月13日)的清世宗雍正帝，名胤稹，是康熙皇帝的第四子，于1723年登基，在位十三年，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735年10月8日)故世，享年58岁，葬于清西陵(今河北易县)，陵丝名泰陵。

清雍正 粉青釉贴花双龙盘口尊

雍正皂帝是一位复杂而矛盾的历史人物，虽然在位只有短短的十三年，关于他的评价，在正史与野史里，往往呈现出非常极端的描述。正面的评论，说他勇于革新、勤于政事、澄清吏治、稳定统治、国库充盈，是“康乾盛世”的主要奠基人；反面的评论，则说他性情残暴，喜怒无常、迷信神仙、刚愎自用，是个虚伪而寡情薄义的暴君。但是雍正帝在艺术方面的品味和成就，却得到了后世的一致赞赏。雍正官窑瓷器被誉为是艺术与技术完美结合的杰作，历来受到收藏家们的热烈追求，也是拍卖会上最受瞩目的品类之一。本文试从雍止帝生活起居与性情爱好等方面来探讨所谓的雍正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呈现。

艺术风格的概括

雍正官窑瓷器向来以精细的品质与优雅的纹饰风格著称于世，在刚猛雄健的康熙瓷与瑰丽繁富的乾隆瓷之间，它总是显得造型优雅、玲珑秀美、绘染细腻、赋彩清丽，富有一种恬淡宁静之美。随着近来《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的全面公布，使得我们能从大最详细记载的作品中，逐个仔细剖析维正帝对造办处承造器物的具体要求和审美标准。

养心殿造办处始创于康熙初年，聚集了全国精选出来的最好的匠师，选用最好的物料，专门负责为内府制作各式器物。由于是皇帝身边的作坊，所以皇帝自然对器物的设计与制作有着非常具体的主导性要求和意见，并一一仔细地登记在《活计档》的流水帐中，这些记录生动而鲜明地体现出皇帝本人的性格爱好、艺术品味与审美标准。有学者专门梳理出雍正年间《活计档》中的制作记录，再与传世的器物作仔细比对，从而总结出“文雅精细”的整体艺术风格。

清雍正 御制掐丝珐琅双鹤香炉 （一对）

《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雍正五年《记事录》：“朕从前著做过的活计等项，尔等都该存留式样，若不存留式样，恐其日后再做，便不得其原样。朕看从前造办处所造的活计好的虽少，还是内廷恭造式样。近来虽甚巧妙，大有外造之气。尔等再做时，不要失其内廷恭造之式。”

《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雍正六年二月十七目《珐琅作》：“尔等近来烧造珐琅器皿花样粗俗，材料亦不好，再烧造实物要精心细致，其花样著贺金昆画。”

《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雍正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记事录》：“郎中海望奉旨：尔将各样款式水盛，或腰圆形、半璧形酌量做术样几件，或黄釉，或霁红釉务要精细，每样烧几件。”

《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雍正十年闰月二十七日《流水档记事录》：“著年希尧做些香几及小炕案；香几胎骨要轻妙，款式要文雅；小炕案胎骨要醇厚，款式亦要文雅。” 从这些随手拈来的档案记录里，可以看出雍正帝不但对器物制作的整体艺术效果和风格极其重视，要求符合“内廷恭造之式”，更反复强调“精细”“文雅”的原则，有时甚至亲自关心到每一件器物具体的样式与颜色。试想，造办处所承造的内府各种物品何止千万，而雍正帝这种对区区用具器物的讲究用心与认真执着，实在是远远超出了一个统治万民的帝王所应该孜孜不倦的范围。深究其原因，无非是源自雍正帝本人对于艺术与美的认知与热爱。

雍正帝个人对于美的理解与追求，成为了此时宫廷器物的主要制作与审美标准。他的这种独特而强烈的艺术品味，应该是从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与教育环境中培养形成的。

雍正帝胤稹，是康熙皇帝的第四子，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受封为贝勒，四十八年(1709年)受封为雍亲王，康熙六十一年(1723年)才登基为皇帝，此时他已经45岁。大清朝虽是满族政权，但康熙帝特别重视皇子们从小的儒家思想教育，“如《四书》《易经》《书经》《礼记》具已诵习”。故在幼年时，雍正帝就已经接受了非常严格的汉人传统教育，这种优良的正统教育基础，是形成雍正帝日后的思想情操的重要组成部分。

雍正帝的前半生可以说是在残酷的皇位争夺战中度过。他之所以能够最终脱颖而出，与他的冷静缜密的心机很有关系。康熙晚年，诸皇子之间的储位斗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对皇太子允初乃两次的废立，已使康熙帝焦头烂额，失望不已；然而此时的皇四子胤稹，却有意远离斗争，对帝王之位的向往深藏不露，躲在北京城西北郊康熙帝赏赐给他的圆明园中读书，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位“虽身处繁华，而寤寐之中自觉清远闲旷，超然尘俗之外”的富贵闲人。制作于此时的《雍亲王朗吟阁图像》轴，就是年轻的皇四子沉浸在仙境般的圆明园中的真实写照，画中幽静的亭廊、茂滋的树木、闲适的仙鹤、安详的麇鹿，乃至身后两个肃穆的伺童，都烘托出窗后的主人安然自在的神态。

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

《悦心集》也是一本反映雍正帝在这个时期的生活状态的产物。有感深处在储位争夺的旋涡中心，雍正却刻意把圆明园经营得“如佛地，同仙岛”，并在此“阅六经，礼三宝，任春秋，随晚早，不拘束，无烦恼，奉天时，养吾老”，他采集摘录了很多高贤雅士、文人墨客的绝妙佳句，借以抒发和寄寓他的心情与精神追求。从雍正十二年(1734年)刊刻成书的《悦心集》中可以看出，有关归隐逍遥、寄情山水、优游花间的名篇佳作，占到了全书总数的51％之多，包括白居易的《池上篇》、僧明本的《幽居自适》、罗大经的《山居述事》、邵雍的《思山吟》等。这些文章中所推崇和追求的中国传统文人思想境界、生活态度与审美意趣，在雍正帝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在Ⅸ山居自怡》诗中写道：“生平耽静僻，每爱住深山。百卉从荣谢，双丸任往还。朝廷容懒慢，天地许清闲。睡起三竿日，仙踪似可攀。”这种发自内心的对闲适与幽静的向往与喜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积累，对他日后的艺术品位的修养与艺术形式的偏好有着重要的影响。

《雍正皇帝行乐图》局部

由宫廷画家精心绘制的多种《雍正皇帝行乐图》，更是《悦心集》中推崇的理想追求的具体呈现。在富有诗情画意的景色中，雍正帝清流濯足、看云观山、观花听鹂、沿湖漫步、水畔闲坐、岸边独酌、临窗赏荷、停舟待月、乘槎升仙、园中折桂、采菊东篱、披风松下、松涧鼓琴、书斋写经、围炉观书、寒江垂钓。画中的雍正帝仿如一个隐士，或处身华丽的宫廷居室中，或徘徊幽深的山涧草木中，皆衣着普通、踽踽独行，根本没有前呼后拥、权臣围绕的帝王排场，完全沉缅在自己的理想世界中，凸现出一种中国传统文人独有的精神上的孤傲与卓然独立的气质。这些行乐图大多没有装裱，可能很少张挂出来，完伞是用于雍正帝本人的自娱自乐，所以更能直接体现出主人公最私密的意识思想与理想追求。在《书斋写经》与《围炉观书》两幅画中，背景是华丽的斋室，陈列着各式古鼎彝器、珍瓷宝玩、宁画手卷与小松舷景，这些精心绘写的背景器物也暗示了主人卓越不凡的岂术品位与清丽高雅的审美情趣。另有一张《清流濯足》，雍正帝身着渔夫装，闲适地一一人垂钓，两只脚自然随意地勾结在一起，生动而有趣，这与北京私人珍藏的一件五彩碗(见上页右下图)上的纹样如出一辙，碗上的渔夫也是悠然自得的神态，两只脚的画法与行乐图巾的雍正帝一样，蔚然成趣。

涵养—心—共冶—炉的修持

除了从小就熟读汉人的儒家经典外，雍正帝也喜读释典，一生好谈佛法，自比“释主”，为皇子时就在王府内举行法会，修炼禅定和密宗佛法，曾经得到过禅定大师迦陵性音、弘素和章嘉二世的指点，佛学的修为很深。《啸亭杂录》中说：“(雍正帝)善禅机。宪皇旧邸与柏林寺相近，故上同迦陵上人朝夕谈禅，颇通释理。”在《雍正皇帝行乐图》中就有。开描绘雍正帝身着喇嘛衣帽，在洞石后端坐念经修持的形象。除佛教外，雍正帝也是清朝诸帝中崇奉道教最为突出的一个，敞宫珍藏另有一幅《胤稹道装双圆一气图像》轴，描绘的就是身着道装的雍正帝与道士炼丹的场面。清官档案中也有很多雍正帝参与道教活动的记载，他甚至招道士人宫，在圆明园建炉炼丹，并亲自服用丹药，以致有史学家推测雍正帝的暴卒正是与过量服食丹药有关。有关佛教与道教的纹样图案的瓷器也在此时非常流行，如这对典型的雍正官窑浅碗，莲花托着梵文真言，可能用于宗教仪式或赏赐高僧。

雍正帝御宝白玉九螭钮方玺

“孔门之春风沂水，仙家之吸露飨霞，如来之慧雨香花，以及先儒之霁风光月、天根月窟。其理同，其旨趣何弗同也?”(雍正《悦心集序》)雍正帝的这种洞察，正是对儒、释、道三家“涵养一心”的参悟，可见他的修为到了很高的境界，而心性的修持也充分反映在他的宁静、恬淡上的性情上。认真执着的修行，自然需要一处安详宁静的修行场所，所以雍正帝对于起居厅堂居室的要求自然非常高，甚至延伸到室内的陈设器物，也必须符合整体的特点，而享负盛名的雍正窑单色釉瓷器，即完全体现出这种纯粹、高雅、修洁与宁静的内敛之美，这正是雍正帝这种卓越的宙姜意趣和追求下的产物

祥瑞符应——祥花瑞草中的盛世

从残酷的帝位争斗中脱颖而出，最终坐上了这个宝座，雍正帝可算是历经了无数的腥风血雨，而在即位之初，朝野就流传着各种关于那场惊心动魄的宫闱之变的传说，所以雍正帝迫切地需要向天下臣民证叫他得位的正统性。而向子民们昭示的最佳方式，就是报道各地发现的祥瑞符应，以证明他的帝位是得自上天祖宗皇考的保佑，是王道贤明、盛世来临的征兆。于是乎，来自各地方大臣呈报的各种奇异的灵异现象像雪片般飞往皇宫，嘉禾瑞谷、珍禽灵兽、黄河澄清、天降甘露等等，接踵而来的呈报都得到了雍正帝亲自用心的朱砂批谕，而这些祥瑞的事物自然成为了很多宫廷器物上的主题纹饰。

灵芝，就是雍正瓷器上最常见的祥瑞物之一。据《孝经·援神契》载：“王者，德至草木则芝草生。”《瑞应图》日：“芝英者，王者有道则生。”它的出现，象征了天应人愿、君主贤明、德政仁行的盛世，故一直得到朝廷上下的重视。

清雍正 御制黄杨木雕“灵芝”如意

雍正六年(1728年)十月二十二日，有大臣奏报，在清圣祖康熙皇帝的寝陵——景陵宝城生五色瑞芝五本；雍正七年(1729年)，景陵圣德神功碑勒石告成，十月初五日，领伺卫内人臣尚崇虞奏报，景陵碑亭仪树之右又生灵芝一本；雍正十年(1732年)九月初四日，清军进攻准格尔的光显寺之战大获胜利，马兰镇中军游击闫英禀报景陵后昌瑞山再产灵芝九本。这些报道传到雍正帝那里，得到了他格外的重视与仔细的批奏，成为他向世人昭示贤明威武、上苍感应、先祖庇佑的直接证据。如此一来，灵芝自然成为雍正朝宫廷艺术作品上最热衷的创作题材之一，甚至连时值22岁的皇四子弘历，也在“雍正十年十月十七日，敬观景陵宝城山上所产石芝一本，彩芝四本，忻兹上瑞，恭绘为图”，可见一斑。北京私人珍藏的一件绘工精美的斗彩碗，其高雅的纹样就是以灵芝为主，显示出清丽祥瑞的宫廷风格。

慕古思幽——锲而不舍的 复古精神

英国维多利亚博物馆与大卫德基金会分别珍藏着一个异常珍贵的手卷，那就是雍正年间宫廷画师精心绘制的《古玩图》，上面是雍正帝珍藏的无数上古青铜彝器和前朝宝器珍玩，俨然一幅栩栩如生的珍藏品图鉴，真实地说明了雍正帝对古物的倾心与爱慕。仿古，是康雍乾三代艺术作品中最重要和最杰出的艺术成就之一，无论是在材质上、造型上还是风格上，三代的匠师们皆倾尽全力仿造，诸如铜器、漆器、瓷器等等，皆达到了形神皆妙的地步，但是若论深层的艺术内涵与美学意趣的表达，则非雍正瓷莫属，真正达到了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结合。唐英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完成的《陶成纪事碑》中记录了仿古创新的釉色品种达到57种之多，可见盛况空前。宋代五大名窑与明三代永宣成的器物，成为此时仿制的主要对象，而论艺术成就最高者，个人认为应该是雍正窑仿成化瓷。两位皇帝在艺术欣赏水平和审美意趣偏好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成化瓷以精美的品质和天真率意的稚趣闻名于世，它的简单而优雅的美学意识，在雍正瓷上得到了更深一步的诠释与表达，两者在玲珑秀美、优雅迷人的艺术气质上不相上下，但雍正瓷则更注重“内廷恭造”的形式，富有一种成熟端庄的宫廷艺术美。

青花缠枝花卉纹宫碗是成化窑的代表性杰作之一，曼妙而优雅的花卉纹，在雍正的版本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精致的釉水与淡雅的发色依旧，与成化器几乎难分难解，但是枝叶的放置显得更讲究，从容而富有韵律感。这就是雍正瓷器的特点，在刻意仿古的前提下，仍然巧妙地保持了本朝的宫廷艺术特色，但整体艺术风貌仍然是高度的和谐，在极其细致的线条与装饰手法上，利用卓越的窑烧技术营造了一种独有而微妙的、耐人寻味的“雍正味道”。

雍正帝从小就接受了严谨完善的传统教育，他的青壮年时期是在景色优美的圆明园中度过的，他在此读书、游玩、谈佛、修禅，薰养出了性好恬静、闲适的思想与性情，这种充满了中国传统文人思想境界与追求的心性，使雍正帝在指导和监督宫廷艺术品时，呈现出一种精细文雅、玲珑秀美的艺术特质，也成为此时艺术创作的主要风格导向与审美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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