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宠的作伪与伪作

王宠的作伪与伪作

薛龙春(《中国书画》2007/10 )

王宠（1494-1533），字履仁，后更字履吉，吴县人。虽四十而卒，但其书法得到时人与后人的尊崇。祝允明期盼自己去世之后，王宠能够“狎主齐盟”。[1]他的学生朱曰藩在他一件作品之后题道：“国朝书家谱系支山之后，其在伊人。[2]明正德、嘉靖间崛起的吴门书派，王宠乃代表人物之一，与祝允明(1461-1527)、文徵明（1470-1559）、陈淳（1483-1544）并称四家。[3]

王宠生前虽不售而贫，但死后名满天下，金俊明（1602-1675）称其“遗迹珍重过于文、祝，人争购之”， [4] 陈懿典诗有“太原片札千金倾”之句，[5] 但雅宜书赝本极多，张凤翼（1527-1613）称其“赝书盈市”，千金难求真迹。[6] 而由于王宠书法手祝允明影响至大，面貌与祝允明颇有相似之处，人们又常常将王宠视为祝允明书法的作伪人之一。这使得对于王宠传世作品真伪的判断变得异常复杂。

本文对于王宠的作伪和他的伪作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研究，认为他并不具有伪作祝书的可能，而人们常常将之作为王宠典型风格的小楷恰恰并不可靠。

一 王宠的作伪

刘九庵先生是笔者十分敬重的鉴定大家，他于祝允明、王宠的书迹素有研究。所作《祝允明草书自诗与伪书辨析》一文引故宫博物院藏文嘉（1501-1583）致其门下士浮玉一通信札云：

枝山文乃区区求送酉室者，真迹写得极精，至今为酉室宝藏。此纸乃雅宜手摹，非元宾也。《五忆歌》乃吴祈甫所书，写得亦好，近人不能为此。

他认为“从这简短的几行信札中，明确指出的王宠和吴祈甫都曾临摹过伪作祝氏的书迹”，并由此推论王宠乃祝允明伪作的作伪人之一。[7] 刘先生还举例上海博物馆藏祝允明书《曹子建诗册》，即王宠所临，“其不求形似于祝氏笔法”。[8] 在《王宠书法作品辨伪》一文中，刘先生又引另外两条材料，进一步判定《曹子建诗册》为王宠所临仿：

王宠跋祝允明草书《古诗十九首》：“祝京兆书落笔辄好，此卷尤为精绝，翩翩然与大令抗衡矣。宠从休承处持归，临摹数过，留案上三阅月，几欲夺之，以义自止。休承再勿假人哉。”[9]

文伯仁《石湖草堂图》款识：“雅宜先生书法特妙，尝临祝枝山所书《送杨侯入觐序》，以俾元宾，元宾入京携以自随，闲属余补写小图，盖当时石湖草堂故事也。”[10]

可知王宠又曾经临过祝允明所书《古诗十九首》与《送杨侯入觐序》。但王宠究竟是“有意作伪”，还是“漫作临写”，刘先生觉得未可遽定。[11]肖燕翼先生《祝允明书法伪作的再发现》一文则完全肯定了刘先生的观点。[12]

明正德、嘉靖间的苏州，商业发达，人们亦热衷书画收藏，大量伪作亦应运而生。[13]如王稚登（1535-1612）记文徵明晚岁德尊行成，海内钦慕，“缣素盈尺，喧溢里门，寸图才出，千临百摹，家藏市售，真赝纵横。”[14] 安世凤（万历癸丑进士）也指出：“希哲翁（祝允明）书遍天下，而赝书亦遍天下。”[15] 然刘先生所引数条材料，无论是他人议论，还是王宠自述，都明确称“摹”、“临摹”、“临”，而不是作伪，甚至不是仿作。仿作或是伪作的目的在于惑人、射利，揆诸王宠之品行、生活状态以及与祝允明之感情，笔者以为，王宠有意作伪的可能性极小。换言之，他并不具备伪造祝允明书法的动机。

名誉一直被王宠视为性命，在公众表现中，王宠善为雅言，不及猥鄙，[16] 且不以所学尚人，故人乐亲附之。在他逝后，顾璘（1476-1545）怀念这位故友时说：“清夷廉旷，与物无竞，人拟之黄叔度。尊官宿儒忘年友善，罔不乐其温醇。”[17] 而刘凤（1517-1600）的一则记载，足见其在利与义之间的断然抉择：“胡守缵宗尤所爱重。人有请宠者，千金欲得其一言，适又当偿进，无以藉，宠竟不顾，麾之。父尤焉。跽谢曰：‘人所为重宠者，能修耳。使自污伤，不乃见轻而又因利之耶？'”[18] 即使千金在前，加之父亲的怂恿，但要让他做于名节有亏的事，也是绝对办不到的。

王宠一生都很贫困，正德间他从学蔡羽于包山精舍，卒业后筑室石湖越溪之上，以躬耕自给，非岁时省亲不数数入城。由于屡应科举，他耗费了大量的钱赀，所以经常向朋友借债度日，从他与长兄的家书可知，他常常向袁褒（1499-1577）、陈子鱼、缪承祥等友人借贷银两。[19] 嘉靖七年戊子（1528），他又一次向袁褒借银，并立券为证，由文彭（1497-1573）作中人。券文有云：“借到袁与之白银五十两。按月起利二分，期至十二月，一并纳还，不致有负。恐后无凭，书此为证。” [20] 这件借银券后代递藏，归昌世（1573-1645）、赵宧光（1559-1625）、朱筠（1729—1781）、翁方纲（1733-1818）、钱大昕（1728-1804）等人都曾赋诗题品，传为佳话。倘若可以仿造祝允明之书射利，王宠无论如何不会沦落到这样的地步。

祝允明是吴门前辈中对王宠影响最大、同时也是王宠自认为“知爱最深”者。 [21]祝氏尝作《怀知诗》十九首，怀已故及健在友人十八人，其中独怀王宠二首。 [22]祝允明去世后，王宠为撰行状，并为书墓志铭。同为嗜书者，王宠对祝允明这位长辈崇拜有加，以为其下笔无所不佳。他不仅曾直接临摹祝允明的书作，且其对晋、唐、北宋的广泛取法亦来自祝氏熏陶。王世贞（1526—1590）曾说：“京兆楷法自元常、二王、永师、秘监、率更、河南、吴兴，行草则大令、永师、河南、狂素、颠旭、北海、眉山、豫章、襄阳，靡不临写工绝，晚节变化出入，不可端倪”，可知祝允明遍友历代，而归宿晋、唐。王宠的取径正是藉允明书法而上攀晋、唐。

《明史》本传记祝允明“恶礼法士，亦不问生产。有所入，辄召客豪饮，费尽乃已。或分与持去，不留一钱。晚益困，每出，追呼索逋者相随于后，允明益自喜”，[23]尽管祝氏“墨客填门，购之厚直”， [24]但他并不贪吝，而是一派名士风度。王宠与之交善，必不至伪作祝书以敛财。

与祝允明一样，王宠在书法上有着自树立的精神，虽然他有临摹祝书的经历，但其目的并非亦步亦趋，更非以优孟混于孙叔敖，而是著意于个人面目的锻造，在他去世之前，还常常以指画肚，因为“祝京兆许我书狎主齐盟，即死，何以见此老地下”。[25] 以王宠对书法之用心，他所追求的乃是后世的传播，绝非眼前的蝇头细利。

刘九庵先生指《曹子建诗册》为王宠仿本，理由是是作“无祝氏草书豪纵之气，而具遒婉洒落之态”。但事实上，祝允明并非只有豪纵一种风格，张凤翼《跋祝枝山书》有云：“祝京兆作书多似曼倩，高自许可，意在惊人，故每出入晋唐宋间，未免弄一车兵器。然亦投之所向，无不如意。” [26]这就说明祝氏面貌众多，但无不心手相应。事实上，祝氏传世作品既有豪纵恣肆的一面，也有端谨详雅、妩媚流丽的一面。以豪纵代表祝允明的全部，窃以为不无以偏概全之嫌。

《曹子建诗册》虽无系年，但与祝允明正德丁丑（1517）年四月一日所书《琴赋》用笔运意颇为相近，且款识章草亦祝氏所习书。[27]《琴赋》拖尾有吴宽跋一则，对于祝氏“笔下尽古人之致”羡慕不已，但自己年老而笔法已定，只能兴望洋之叹。祝允明在识语中谈到此时对唐人李怀琳的取法，他说：“嵇叔夜作《琴赋》，可谓能尽其至者也。李怀琳仿叔夜《绝交书》，甚善，余书此赋少假怀琳腕下布置，虚拟古人用意所在。怀琳为唐时书法宗匠，其立意自不虚也。”【图1】《绝交书》，唐人就下了断语，是一件伪迹，而且俗态尤多， [28]但祝允明却将李怀琳称为“书法宗匠”。

王宠行草之所以与祝允明比较接近，是因为他不仅临摹祝允明，而且与祝氏一样，也取法李怀琳。王世懋（1536-1588）曾洞察李怀琳与祝、王二人书法之关系：

吴人绝重李怀琳书，希哲书十九首古诗及王履吉晚年草法，皆从此出。祝书尤得其丰神；王草“欲”字、“强”字、“穷”字等规仿，不易一笔，他古帖所无也。世人不睹怀琳书，安知二先生书法之自哉？文氏《停云馆帖》虽刻此书，而笔意失真，后得此册，真宋搨本之精者，二先生心印始见矣。[29]

因为王宠学习祝允明的书法，且二人皆学李怀琳，因此，王宠早岁（1518年以前）书风与祝允明此一时期的作品风格最为接近，[30]【图2】这也许是我们怀疑《曹子建诗册》为王宠伪作或临作的主要原因。[31]

但是经过仔细比勘，我们又会发现很多不似之处：1，王宠早期作品字形纵长，此作则体势略扁；2，王宠很少多字连绵，此作则较多牵丝引带；3，王宠取势较为单一，整体上重心偏右，而此作体势变化多端，莫可名状；4，王宠点画简净，运行过程中较少提按，此作则大幅度提按很多，如“华”、“仰”、“当”、“何”、“云”等字；5，此作“行”、“不”、“求”、“山”、“穷”、“声”等字的草写与王宠习惯写法不类，而接近祝氏之典型特征。

通过对王宠作伪动机的排除，与《曹子建诗册》和王宠行草书之比较，笔者以为，将《曹子建诗册》当作王宠的仿本或是临本的说法证据不足。王宠更不能遽定为祝书的作伪人之一。 [32]

二、王宠的伪作

关于王宠书迹的研究，刘九庵先生有专文《王宠书法作品辨伪》详加讨论。他举了两件伪作的例子，一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临帖册》，一为吉林省博物馆所藏草书《游包山诗卷》，其主要依据乃是风格判断，如他认为《临帖册》圆熟而有俗态，10个月之间所临诸帖既看不出明显的时间差别，也看不出临写诸家书法的变化；而且伪书大多是临帖、抄录古诗文，内容多得类于抄书。[1]在文末刘先生还列出了《王宠书法真迹作品要录》与《王宠书法作品中的伪作要录》。这对笔者的进一步研究有不少启发。

然而，刘先生以“抄书”为据否定王宠书作的真实性实考虑未周。王宠是苏州重要的藏书家，叶昌炽（1849-1931）尝见滂喜斋藏宋刻《云斋广录》，有“王履吉印”、“铁砚斋”二朱记。“又宋刻《东观余论》，元本扬子《法言》，并有古吴王氏、王履吉印，与竺坞、玉兰堂、翠竹斋、梅溪精舍、五峰樵客、文氏诸印，杂厕不分。当是雅宜遗书，身后尽归竺坞。”[2]在王宠与长兄的书信中，多次谈到购书之事。[3]藏书家买不到书时只有抄书。文徵明《王履吉墓志铭》有云：“君资性颖异，将以勤诚，于书无所不窥，而尤详于群经，手写经书皆一再过。”[4]金俊明跋王宠《高唐赋、游天台山赋》亦云：“雅宜先生独喜临池，尤邃于经学，于书无所不窥，经史子集，手录殆遍。予曾见所书《史记》《离骚》及《壁经讲义》。”[5]《平生壮观》、《王氏法书苑》尝著录王宠所书《文选》全部、《诗经》全部、《乐志论》、《闵己赋》、《尚书》全部、《进学解》等。叶昌炽庚辰（1880）五月廿八日的日记记载其所见王宠自注《易经》稿本，[6]而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庄子内篇》、藏于上海图书馆的《圣宋名贤四六丛珠》就是王宠家的抄本。可见，抄书（包括抄书赠送友人）于王宠并非是不可能之事。仅根据文字多寡，似不能决定书迹之可靠与否。

笔者目前所搜集到系于王宠名下的传世作品160余件，其中有纪年和可以确定纪年的超过100件。但中间有一部分伪作，以楷书为多，[7]因此本文的讨论也集中于楷书，而关于行草伪作的讨论以俟他日。

（一）可靠的王宠传世小楷作品

王宠较为可靠的传世小楷作品一部分是没有异议的墓志铭、抄本、诗稿、刻本，一部分是他人绘画或书法作品上的题诗与题跋，这些作品大多流传有绪，笔者编撰《中国书法全集-王宠陈淳卷》时曾做过部分考释：

1、《文徵明听泉图题诗》，正德己卯（1519，文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2、《赠别家兄履约七首》，正德己卯（1519）十一月廿七日，上海博物馆藏。

3、《祝允明楷书东坡记游观款一行》，嘉靖辛巳（1521）八月廿又二日，辽宁省博物馆藏。

4、《林翁蔡尊师衡山文丈偕计北征，轺车齐发，敬呈四首》，嘉靖癸未（1523）二月十四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3】

5、《太学生吴君墓志铭》，嘉靖癸未（1523），故宫博物院藏。（刘文已及）

6、《辛巳书事诗七首》，嘉靖甲申（1524）五月二十三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7、《陈淳合欢葵题诗》，嘉靖甲申（1524）中秋（王守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8、《秦汉文序》，嘉靖甲申（1524）冬十二月一日，刻本。[8]

9、《文嘉〈石湖小景图〉题诗》，嘉靖乙酉（1525）五月，故宫博物院藏。

10、《琴操十首》，嘉靖乙酉（1525）十月朔，现藏日本。【图4】

11、《文徵明石湖闲泛图题诗》，嘉靖乙酉（1525），上海博物馆藏。

12、《祝允明古诗十九首卷题跋》，嘉靖丙戌（1526），刻本。[9]

13、《送陈子龄会试三首》，嘉靖丙戌（1526）左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刘文已及）

14、《五柳先生传款识三行》，嘉靖丁亥（1527）四月望日，美国藏。

15、《寿方斋袁君序》，嘉靖丁亥二月（1527），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刘文已及）

16、《摹东方朔画赞》，嘉靖丁亥（1527）二月二十七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刘文已及）

17、《后赤壁赋》（与仇英《后赤壁赋图》合卷），嘉靖戊子（1528）夏四月十二日，上海博物馆藏。

18、《圣宋名贤四六丛珠》（与子王子阳，女王埰等合抄），嘉靖壬辰（1532）嘉平月（跋），上海图书馆藏。[10]【图5】

19、《临曹娥碑》，嘉靖癸巳（1533）三月七日，铃木敬编《中国绘画总合图录》一。

20、《文徵明绿阴草堂图题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6】

21、王冕《墨梅图》题诗，上海博物馆藏。【图7】

22、《文徵明绘画题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23、《仇英松阁远眺图题诗》，上海博物馆藏。

24、《吴伟铁笛图跋》，上海博物馆藏。

25、《乐志论》（与《楞伽精舍同宿东桥顾丈赠歌》等合卷），上海博物馆藏。

26、《庄子内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11]

27、王宠《春山图》题诗，苏州博物馆藏。【图8】

28、《为海滨先生书五言诗扇》，北京匡时拍卖会2007年春拍。【图9】

王宠小楷出诸钟繇、二王、虞世南，与祝允明在取法与面貌上都较为接近。虞世南楷书与王献之一脉相承，在唐人的眼中，他比欧阳询显得更为含蓄，所谓“君子藏器，以虞为优”。藉助虞世南，王宠在小楷中更强调了含蓄的意致。而钟繇小楷中竖画写成近似于撇画，也为王宠所吸取。

他的小楷大约可以正德十四年（1519）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此的小楷书与行草书的取势相似，字形亦纵长并向左倾斜，用笔起止显得硬拙，如《文徵明听泉图题诗》《赠别家兄履约七首》等。其后期的楷书代表作如《林翁蔡尊师衡山文丈偕计北征，轺车齐发，敬呈四首》《太学生吴君墓志铭》《辛巳书事诗七首》《琴操十首》《送陈子龄会试三首》《赤壁后赋》等，较前期显得老练，结构扁阔者居多，时有错位，略有不稳定之感，点画起止亦常隐其锋芒。这与他的行草同调：因不稳而生古拙，因少锋芒而得含蓄。无怪王世贞评价其个人风格时说“以拙取巧”。[12]如现藏于日本的《琴操十首》，书于嘉靖乙酉（1525），是一件典型的以拙取巧的作品，王世贞他在《三吴楷法十册》跋中认为《琴操》“兼正行体，意态古雅，风韵遒逸，所谓大巧若拙，书家之上乘也”。与《林翁蔡尊师衡山文丈偕计北征敬呈四首》《辛巳书事诗七首》相比，《琴操》结构更为松散，不以整饬精准为鹄的，行气的调节多赖结构长短正侧之变化，时有出人意表的拗笔相杂其间，若不擅小楷者所为，与赵孟頫、文徵明万无一失的精确营构别一意趣。是册楷字当中羼杂了不少草书，如“我”、“得”、“龟”、“强”、“声”、“履”、“霜”、“成”、“当”等字，概为草书楷写，以较缓慢的书写速度运笔。很显然，他受到刻帖中王献之楷草相杂的启发，但是草字的掺入并不为了改变篇章的动态节奏，而是在布局上起潜在的调节作用。

除了古拙、含蓄、松散的风格特点之外，王宠小楷还有两个书写习惯值得注意：

1、王宠小楷基本采用有列无行的章法，即使是书写墓志铭也是如此。这与文徵明、祝允明的整饬作风迥然不同。这一章法特点来源于晋人小楷（如《玉版十三行》）。

2、吴门书家如祝允明常书写古体字，王宠较之更甚。如《林翁蔡尊师衡山文丈偕计北征，轺车齐发，敬呈四首》中的“首”、“南”、“射”、“榜”、“皇”、“草”、“插”、“装”、“报”、“明”、“遗”、“年”等字，《太学生吴君墓志铭》中的“欢”、“儒”、“祖”、“撰”等字，《辛巳书事诗七首》中的“隐”、“垂”、“低”、“插”、“虎”等字，皆为篆书楷写。[13]明末书家喜写古体字的风气，或即滥觞于斯。

（二）可以确定的王宠小楷伪作

1《五忆歌-黄庭经册》，上海朵云轩藏。【图10】

《五忆歌》款识为：雅宜山人王宠书于石湖草堂。《黄庭经册》款识为：甲午三月上巳，雅宜子王宠临于石湖精舍。按，王宠于前一年已去世，二册用笔结字殆出一人之手，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这是一件伪作。[14]

2《抄录信札及五忆歌》（与祝允明书法合装），上海博物馆藏。[15]

是作小楷书《答汤子重书》《答陆之裘书》《与王宪斋》《与陆北沙》《与衡山先生》《与朱东溪》《与丰南隅》《与陆五台》七札，款识曰：“余自书稿诗文，稽之箧笥，未暇重整，今子重兄检出数种，属余小楷勒之石。避暑石湖草堂，漫书勉而应命，自愧不工。昔王荆公尝选唐诗，谓费日力可惜，余之为此，岂特可惜而已哉？嘉靖庚寅三月廿又二日，王宠识。” 按，所书七札其二为《答陆之裘书》。陆之裘，字象孙，号南门，太仓人。容孙，伸子，之箕弟。正德间贡生，官景宁教谕。嘉靖十一年壬辰（1532），陆之裘函慰王宠乡试受挫，宠答书辩论[16]，即此卷中的《答陆之裘书》。1532年信札，而1530年书，必伪无疑。

3 文徵明《惠山茶会图》王宠题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画类卷四著录，文画无款，钤“文徵明印”、“悟言室印”。卷后有蔡羽《惠山茶会序》。款识为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清明日（1518），更系汤珍诗八首、王宠诗九首。皆楷书。参与茶会的文徵明及王守（1492-1550）诗缺。按，上海博物馆亦藏有一卷文徵明《惠山茶会图》，引首“惠山茶会”为郑鹏所书，继为蔡羽（1477或1478-1541）《惠山茶会序》，款识为正德十三年戊寅春三月朔旦，楷书。继为文徵明制图，题“惠山茶会图”，钤“文徵明印”、“玉兰堂”。卷后有文徵明诗十二首、汤珍诗十六首、王守诗五首、王宠诗五首。乃文徵明一行常州无锡之行归后赠郑鹏者。是作笔者曾经寓目，所有题诗当是真迹。非独风格，蔡羽题诗之末的称谓亦是其习惯作法。[17]卷末吴大澂（1835-1902）篆书两跋，称其尝见三本《惠山茶会图》，除是卷为宫尔铎收藏外，一为苏州胡氏藏，“有蔡九羽叙及雅宜山人昆仲、文门弟子题咏数十首，皆正书”，一为都门所见，“亦似《惠泉图》，惜有款无题也。”吴氏所见另二卷当非今故宫本。

故宫本疑窦有三：（一）故宫本落款“太原王宠”，乃署其郡望，为王宠传世作品所仅见者。上博本王宠行草题诗，款署“吴郡诸生王宠”。称吴郡、吴门，在王宠的作品中十分多见。如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约斋记》、上海博物馆藏《牡丹卷赋》、天津艺术博物馆藏为王表书《西苑诗、海印寺阁眺及郊游与诸公作等三首》，皆称“吴郡”。（二），是作钤白文印“王履吉印”。王宠是时已经改字履吉，上博本蔡羽有诗《留宿履约履吉》，但文徵明仍以“履仁”相称，如同卷文徵明诗《望日无锡道中乘月夜行与履约履仁同赋》。但王宠更换印章大约在次年（1519），如是年十一月廿七日为顾屿所书《赠别家兄履约七首》即用“王履吉印”。然此前的作品如上博本王宠题诗（1518年三月）、上海博物馆藏《送孙太初卜隐苕溪等十首》（1518年季冬十日），仍用“王履仁印”。如果故宫本乃真迹，那么王宠在1518年的二月用王履吉印，三月至季冬用王履仁印，次年再改王履吉印，就显得过于混乱，也不合情理。（三）同卷有汤珍楷书题诗，按诸南京博物院所藏文徵明《中庭步月图》画幅汤珍楷书题诗，差距较大，而上博本汤珍楷书题诗，与《中庭步月图》画幅汤珍题诗则相当接近。故宫本所钤二官印“司空之章”、“雁湖长印”与汤珍毫无关系。蔡羽传世行、楷皆极生动，而此作楷、行二体却显得比较僵硬。

4《圣主得贤臣颂》，扬州博物馆藏。【图11】

是作书于正德辛巳（1521）三月六日，后有王宠嘉靖壬辰（1532）行书自跋：“右楷书《贤臣颂》，乃余闲中所作，欲学《黄庭经》之古而近于拙；学《乐毅论》之劲而近于生。信古人之难摹仿也。吾友陆子行装潢成卷，索余跋语，嗟嗟，秽恶之笔，奚足跋哉，只以增愧耳。嘉靖壬辰长至日宠重题。”此跋与故宫博物院藏文徵明《小楷册》跋文十分近似。文跋云：“右楷书数幅，乃余往岁闲中所书，欲学《黄庭经》之古而近于拙；学《乐毅论》之劲而近于生。信古人之难摹仿也。吾友陆子行装潢成卷，索余跋语，嗟嗟，秽恶之笔，奚足跋哉，只以增愧耳。嘉靖庚戌（1550）四月，徵明题，时年八十一。”两件作品的题跋必有一伪，或即是说两件作品必有一伪，否则不必画蛇添足。

陆子行生卒不详，大约与张凤翼同时。张凤翼《祭陆子行文》有云：“方吾与君翱翔黌校，砥砺行艺，相观于古，抗踪于今，志何壮也。徜徉山水，嘲弄风月，谈玉交飞，坐香不散，度何远也。无何而竖据膏肓，分发心腑，形神凋弊，言论阻涩，抑何惫也。某等方奔走先慈襄事，未遑问讯，而匍匐之余，乃得讣音，嗟乎痛哉。……而身未离上庠，齿不登下寿，数奇于一命，志齎于九原，可胜痛哉。”[18]则张凤翼与陆子行同学，张凤翼，字伯起，长洲人，嘉靖四十三年举人。陆子行与其年龄相仿或略长，去世时年未及六十。那么在王宠题跋的1532年，陆子行尚在童髫。而文徵明1550年作跋，则陆子行年20余岁。因此文跋可靠性更大。

是作采用纵横界格，为王宠真迹未见的情状，同时书写整齐，结构稳妥，亦与王宠的书写样式不相侔，我们还可以以是作中之“辛丑”与是年八月廿又二日《祝允明楷书东坡记游观款一行》略加比较。此外，是作中“皇”、“祖”等字，王宠他处皆写成古体，而此处却是俗写。

综观上述伪作，有这样几个主要特点：

1、界格整齐，横平竖直，如《圣主得贤臣颂》《祝允明、王宠书法合装》；

2、书写工致，结构稳妥，微类衡山风气（如程式化的肥重捺画与框结构的写法），而绝无“以拙取巧”之意；

3、忽略了王宠对篆书楷写的偏嗜。

此外，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王雅宜诗文稿墨迹》册一直被认为是王宠手迹，这里顺带澄清。【图12】是册明季尝经华氏剑光阁收藏，入清以后，归嘉兴汪季青文柏，汪氏收蓄名迹至富至精，尝筑屐研斋以藏之，其后端方得是册于都门，张之洞尝为审定并于扉页题《明王雅宜自记稿》。

是作卷末华天銈跋有云：“右为先哲王雅宜先生自记稿一轴，计得诗五言古二首，七言古四首，五言近体十一首，七言近体七首，七言截句十一首，墓铭文二首，《雅宜山人集》载为嘉靖中作。”今所见印本所录诗文数量正与华氏所统计相同。惟《虚白上人墓志铭》及《秋风》不载《雅宜山人集》，其余分见卷二、三、五、六、八、十。《虚白上人墓志铭》可从一个侧面窥见其与蔡羽的师生关系，比如一般认为王宠师蔡羽在正德辛未（1511），而此铭则称“正德庚午（1510），余师受《易》于林屋蔡先生所，时先生寓吴城马禅禅舍”。王宠习《易》，乃为科举。又，《李三塘陆叔平冒雪过访赠歌》正可补刻本《李□□陆叔平冒雪过访赠歌》之阙。李三塘名见推，蔡羽有《陆包山述李三塘见推为题画》诗。

李葆恂在是册之后有跋云：“半生所见书画，凡有钤季青真赏小印者无一伪本，可知其鉴赏之精矣。”汪氏虽以精审见称，然此册却非出自雅宜之手。笔者注意到，是册乃王宠诗文的一份定稿，但抄写错误颇多，后经修改。这些错误必非作者王宠所能犯，而为抄写中不明文意的疏忽，且一犯再犯。比如，“概”写成“盖”；“执弟子礼”中的“执弟”连写成了一个字；“暨”分拆成了“既且”两个字；斋写成了“亝三”，显然重复；兒、鲵的“兒”都写成了“既”；有三处“儒”都写成了“传”；“病”误为“废”，也有若干处；多个“宿”字、“壁”字都被修改过。可知此册乃王宠身边学生或友人的抄本，而非出自他本人之手。但是，这不能被称为一件伪作，只不过一直被我们误认为王宠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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