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系青铜器欣赏

一、晋国兴衰

　　西周初年，周成王将自己同母的兄弟叔虞分封到今山西南部故唐国之地，由此开创了晋国600年历史之端。叔虞死后，其子燮父继位，改唐为晋。

　　西周末年，周幽王荒淫无道，王室内乱，犬戎进犯京畿。公元前771年，晋文侯率军与郑武公、秦襄公等合力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历史进入春秋时期，晋国始强。

　　文侯之子昭侯继位后，封其叔叔成师于曲沃，不久，曲沃影响力不断增强，大有取代晋国公室之势。公元前678年，曲沃第三位继任者曲沃武公彻底消灭晋国公室，成为晋国国君，并得到周王室正式册封，称为晋武公。

　　晋献公时，对内发展经济，对外开疆拓土，其子文公重用贤能，励精图治，大力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第二个春秋霸主，版图扩大至山西大部和河北、河南、陕西的部分地区，俨然成为中国北方第一大国。晋国霸业历经文公、襄公、景公、厉公、悼公延续七十余年之久。

　　至春秋晚期，晋国公室式微，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争夺加剧，军政实权由范氏、中行氏、智氏、赵氏、魏氏、韩氏六卿专政，卿族之间为了争夺权力和土地进行了残酷的斗争，晋国的霸主地位逐渐被削弱，最终形成韩赵魏三家分晋的局面。公元前403年，韩、赵、魏被周天子封为诸侯，后韩、赵、魏灭晋，至公元前376年晋国彻底灭亡。韩赵魏三国承续晋国余脉，各自发展，变革图强，史称“三晋”。

　　晋国立国之初，只是 “河、汾之东，方百里”的一个小国，经过历代晋侯励精图治的发展，终于在春秋中期建立了晋国霸业，为后人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晋文化，至战国初期，虽晋国灭亡，但是在三晋大地上，晋国的文化被韩赵魏三家继承并延续下去。

　　二、晋系青铜器的发现与特点

　　20世纪50年代以来，曲沃晋侯墓地、绛县横水墓地、侯马晋国遗址、太原赵卿墓地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向我们揭示了晋国曾经的辉煌，其中数量众多的青铜器将晋系青铜器的面貌越来越清晰地呈现于世人面前。

　　1962年，在山西省南部的曲沃县曲村和翼城县天马村一带，发现了面积约11万平方公里的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大型遗址，即天马——曲村遗址。遗址由居住区和墓葬两大部分组成。晋侯墓地位于遗址的中心地带，1992年--2000年共发现晋侯及其夫人墓葬共19座，其中晋侯墓9座，出土数量众多的青铜器和玉器，数十件青铜器铸有铭文，时代从西周早期到春秋时期。天马——曲村遗址和晋侯墓地的发现证实，这里就是晋国的始封地，也是晋国早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

　　横水西周墓地位于山西运城市绛县横水镇北，2004年开始发掘，截至2005年底，共清理墓葬110余座，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等文物。其中M1、M2的墓主为倗国国君倗伯夫妇。倗国，不见于史籍记载，位于晋国西南，是西周中期的诸侯国之一，约春秋早期为晋所灭。

　　在山西省闻喜县上郭村和邱家庄一带，也发现了大型城址与墓葬，1974年开始发掘、清理。根据地望并结合文献分析，这里应该是春秋时期的曲沃城。墓葬多为中小型，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其中青铜器铸造工艺精湛，艺术价值颇高。

　　1952年，在山西省侯马市发现了规模宏大的侯马晋国遗址，面积近40平方公里，1959年又在其附近发现了晋国上马墓地。公元前585年，晋景公迁都新田，侯马即晋都新田所在，至公元前376年晋国彻底灭亡，这里一直是晋国政治、经济、商业、文化的中心。其中铸铜作坊遗址，发现了数以万计的铸铜陶范，其保存之完整，出土遗物之丰富，为我们了解古代铸铜工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988年在太原南郊金胜村发掘了一座三重棺椁的大型积石积炭木椁墓，墓外附有110平方米的大型车马坑。随葬器物3400多件，其中青铜器1400余件，其墓主为春秋晚期晋国正卿赵简子(鞅)。赵卿墓是目前所见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资料最完整的晋国高级贵族墓葬。，这既反映出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局面，亦反映出赵卿在晋国的显赫地位。

　　晋国是西周的同姓封国，地理位置位于王畿周围，北临戎狄。两周时期晋国一直与周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青铜器也基本与王畿地区保持高度的一致。但是也能看到许多独具特色的器物，比如大量的鸟兽尊，其中鸟尊富丽堂皇，兔尊仅见于晋国，还有一些精巧的方盒形器，比如刖人守囿小车等，都不见于其他地区。到了春秋时期，文公称霸，晋国的物质文化水平达到了鼎盛时期，同时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晋系青铜器中融入了很多中原文化之外的因素，比如赵卿墓出土的环形首剑、管状銎戈等，带有明显的北方草原地区的文化特色，还有一些代表了南方楚文化及吴越地区文化的器物，比如上马墓地出土的蟠螭纹罍，具有典型的楚文化特色。

　　三、晋系青铜器赏鉴

　　2014年4月，安徽博物院与山西博物院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引进大型展览《晋国遗珍》，展出的青铜器既有雄浑大气的宗庙礼器，又有奇巧灵动的装饰之物，以下挑选几件与读者一同品鉴。

双鸾鸟纹铜车(图1)

　　双鸾鸟纹铜车：春秋时期，通高6，车身长10.3，宽7厘米。1974年闻喜县上郭村M374出土。

 　　车身顶部有可以对开的两扇箱盖，其中一扇箱盖正中有一蹲坐的猴形钮，提动猴身可以打开顶部的箱盖。底部有四轮，尚可活动自如。车身四面分别装饰华美大气的双鸾鸟纹与双龙纹。铜车虽小，却满饰花纹，精巧生动。

　　闻喜上郭村M7也曾出土一辆小车，即著名的刖人守囿小铜车，形制大小基本与此车相同，制作更加精巧，全车装饰了虎、熊、猴、鸟等14种动物，尚有15处可以自由活动。类似的小方盒形器物在北赵晋侯墓地M62、M63也有出土，但底部无车轮，而变成四跪姿的人形足。M62、M63皆为晋侯夫人墓，这种小方盒制作精细，构思巧妙，很可能是专为女性所用的首饰盒。

兽形觥(图2)

　　兽形觥，西周时期，高29，长30.5厘米。2006年绛县横水墓地出土。

　　觥为酒器，多作兽形，铸造都极为精美，流行于商代中期到西周中期。此兽形觥纹饰、造型都具有商代遗风。觥体四壁和圈足分别饰兽面纹和龙纹，内卷角大兽面在商代晚期极为盛行，其独特之处在于，在卷角处分别附设两条小龙纹。此觥并未采用常见的三层花纹，没有地纹。整器庄重大气，富丽堂皇。        

　　此墓除出土兽面纹觥外，还出土了兽面纹方彝、兽面纹尊，装饰手法完全一致。觥、方彝、尊是固定的酒器组合，三件酒器同时出土的现象还见于陕西扶风齐家村窖藏，时代都是西周中期。

重环纹匜鼎(图3)

重环纹匜鼎(图4)

    重环纹匜鼎，春秋时期，高9.6，口径10.3厘米。1989年闻喜县上郭村M7出土。

　　匜鼎将鼎的形状与匜相结合，其整体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盆形鼎的造型，但在口沿一侧作虎头形管状流。此鼎的特别之处在于，平盖的正反两面皆有纹饰，盖面饰两条浅浮雕蟠龙相盘绕，盖沿两端各有一个立体猴形钮，作蹲坐状，此猴形钮与双鸾鸟纹铜车的猴形钮基本一致。最为精巧的是，盖反面也铸有精致的浮雕龙纹装饰，可以固定盖和器口的位置，使盖器紧密相合，盖沿不会晃动。盖内外皆有纹饰，说明此鼎在使用时，盖可以取下，并倒置。

　　匜鼎腹部所饰重环纹、垂鳞纹都是西周中晚期常见的纹饰，其纹饰风格一改商末周初的神秘与繁华，而变得简单质朴。此鼎虽器形不大，但设计巧妙，铸造精致，堪称珍品。

高柄小方壶(图5)

　　高柄小方壶，春秋时期，高28，口径4.2厘米。1988年太原市金胜村赵卿墓出土。

　　此壶纹饰可以分为三个单元，分别装饰不同类型的纹饰。壶盖顶部正中饰相交的龙纹，从直观上看一实一虚，相互交缠。壶身整体为几何纹饰，层层相套、华美精致，与后代的织锦图案极其相似。最为精彩的是壶柄由上而下装饰了3组共16只神态各异的神鸟图案。神鸟都为龙首鸟身，体态轻盈、羽冠飘扬。前两组闲庭阔步、神态傲然；第三组两两相对，引吭高歌。整器造型修长挺拔，纹饰精美。

　　此壶制作工艺与错金银工艺类似，先将凸起的纹饰铸好，然后在凹下的部分均匀填充褐色矿物颜料，最后再打磨光滑，整个器物呈现出一种镶嵌艺术的效果，颇为珍罕。

虎形器耳整套陶范(图6)

　　虎形器耳整套陶范，春秋时期，单块外范长18.5，高6.4，厚7厘米。1957年山西侯马铸铜遗址出土。

　　这是一套完整的虎形器耳陶范，极为珍贵。由三块陶范组成，两块外范，中间为内芯，两块外范周围各有五个榫卯，可将整套范密合，浇口在尾部。合范基本呈长方形。

　　我国古代青铜器的铸造基本都采用块范法。要制作一件青铜器，首先要制模，再用泥土敷在模型外面翻范，制作泥范的材料主要成分为粘土和砂，并羼杂一些草木屑。根据器物的不同，要将外范分为几部分，以利于脱范和铸造。中空的器物要制作内芯，将外范和内芯以榫卯相合，留出浇口和冒口。泥范制成之后，需要经过修整、阴干、焙烧等步骤才可以使用。范准备好后，就可以将熔化的铜液浇入范内，待铜液冷却后，将范敲碎，即可取出铸造好的青铜器。最后还需对青铜器进行打磨，使其表面光滑。因此我国古代的青铜器基本是一器一范，即使看起来相同的两件器物，仔细观察也会有不同之处。时代较早及铸造简单的器物基本采用整铸法，一次浇铸完成。到了西周稍晚以后，分铸法广泛运用。此套虎形器耳陶范即是分铸法的实例，将器耳铸成后，需通过焊接等方式将其固定在器身上。

　　在山西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将晋国曾经的辉煌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而晋系青铜器或雄浑大气、或奇巧灵动，在我国古代青铜器的谱系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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