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涵芬楼印本《十钟山房印举》

《十钟山房印举》系清代陈介祺辑。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陈介祺将自藏玺印并汇辑吴云、吴式芬、吴大澂、李佐贤、鲍康等诸家的藏印钤拓而成。初稿共十部，每部五十册。每页钤一至四印。因举类分列各种印式，故名“印举”。至光绪九年（1883年）重编，每部增至一百九十四册。

　　《十钟山房印举》系清代陈介祺辑。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陈介祺将自藏玺印并汇辑吴云、吴式芬、吴大澂、李佐贤、鲍康等诸家的藏印钤拓而成。初稿共十部，每部五十册。每页钤一至四印。因举类分列各种印式，故名“印举”。至光绪九年（1883年）重编，每部增至一百九十四册。
　　《十钟山房印举》钤印本版本众多，大凡有八种。其中以光绪九年序一百九十一册本最为符合陈介祺陈簠编辑此书的本意。因此，民国十一年（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将“光绪九年”本影印出版，首册前有陈敬弟（叔通）撰序，全书收印10284方（除却互见重复者，约计收录印玺八千余方），成为该书最为流行的版本。
　　所见“涵芬楼”本，高26.3厘米，宽15.4厘米，连史纸影印，线装，共十二册，分装上下二函（图一）。书口上印有“十钟山房印举，举式、编码，涵芬楼影印”字样。该书由于印刷精良，收录玺印数量巨大，又举类分列各种印式，如以古鉨（图二）、官印、周秦印、金玉陶骨印、巨印、五面印、六面印、套印、两面印、姓名印、鸟虫、吉语、图案印等三十举分类编次，故成为近现代篆刻家必备的参考书。正如现代篆刻家邓散木在《篆刻学》中所言：“印谱亦为必需参考书之一，然品类繁多，不胜枚举。大抵研习古印，以清潍县陈介祺寿卿所辑《十钟山房印举》为最佳。”因此，前些年曾见上海书店将“涵芬楼”本复印出版发行。
　　清代金石鉴藏家陈介祺（1813年-1884年），字寿卿，号簠斋。山东潍县（今潍坊）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一生嗜好古物，不惜巨资搜集文物，凡商周青铜器、古玺印、封泥、古陶器、秦汉铜器及权量诏版、镜鉴、刻石、砖瓦均在其收藏范围之中。因藏有商周古钟十一件，光古玺印藏品就多达七千余方，故有室名“十钟山房”“万印楼”。收藏之宏富，一时与吴门潘祖荫被并誉为“南潘北陈”。尤爱金石文字的搜集与考证，遂与吴门金石鉴藏家吴云、潘祖荫、吴大澂订交，经鸿雁传书，以商讨学术。
　　上文既已提到陈介祺与吴门吴大澂的文字交谊，另有一则印林掌故说一下。
　　20年9月，由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西泠印社联合主办的《中华珍藏印谱联展》在浙江省博物馆举行，展品中有不少顶级的善本印谱，其中的一百册大开本的《十钟山房印举》，其版本价值被印学专家称之为“一时无二”。这部珍贵印谱，便是当年陈介祺精心钤印后赠与吴大澂的。这部蕴含着两位金石学者、鉴藏大家交谊的珍贵印谱，在民国时期著名篆刻家、印学鉴藏家张鲁庵（1901年-1962年）花了八百两银子的代价，从吴大澂嗣孙吴湖帆处得到，故该印谱中有吴湖帆题识。1962年10月，张鲁庵先生去世后，他的家属将其所藏的这部《十钟山房印举》，连同其他432部近2000册历代印谱（37部印谱为国家一级文物）、1525方历代印章（31方印章为国家一级文物），全部捐赠西泠印社。
　　最后有必要说有关上海“涵芬楼”的始末，涵芬楼本是商务印书馆（当时在上海）为便于编辑，设以收藏善本用的藏书楼，当时主涵芬楼持编务的张元济在1904年设立藏书室，后因善本增多，需要管理，遂于1909年设置图书馆，名为“涵芬楼”。1924年另筑高达五层的“东方图书馆”，以存放越来越多的书籍。而“宋元明旧刊和钞校本，名人手稿及其未刊者为善本”，则“另辟专室珍藏，颜曰‘涵芬楼’”。至此，“涵芬楼”便由图书馆转成东方图书馆的善本室。此图书馆书籍之多曾一度超过北平图书馆，达到51万册而成为中国最大图书馆。无奈“一二八”淞沪战争中“涵芬楼”连同印刷厂、编译所、尚志小学，统统毁于日军炮火之下，使得当年“涵芬楼”影印的珍贵古籍遂成绝版。因此，至今《十钟山房印举》涵芬楼本已备受藏界青睐。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2010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推出的一部涵芬楼影印本《十钟山房印举》，以5000元起拍，经买家追捧最终以33600元成交。 责任编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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