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这不是图书馆工作所需要的讲如何分类编目的目录学,也不是讲我国分类编目历史的目录学,而是讲我国古籍源流的目录学,即是指在我国古代先后出现过哪些重要的古籍,现在还保存了哪些重要的古籍,作者是谁,内容是什么,在当时和今天各有什么价值等等
要把古籍整理好,还需要掌握哪些有关的学问?这些学问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各种古籍通用的,再一种是某些古籍所专用的。各种古籍通用的,有:
目录学。这不是图书馆工作所需要的讲如何分类编目的目录学,也不是讲我国分类编目历史的目录学,而是讲我国古籍源流的目录学,即是指在我国古代先后出现过哪些重要的古籍,现在还保存了哪些重要的古籍,作者是谁,内容是什么,在当时和今天各有什么价值等等,因此,严格地讲可称之为古籍目录学。如果整理古籍的人连这种古籍目录学都没学过,就不可能知道哪些古籍要整理,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整理。
版本学。严格地讲是古籍版本学,包括两个内容:一是讲如何鉴别古籍的版本,包括各个时代的刻本和抄本、稿本、批校本;一是讲每种古籍有过哪些版本,哪个善,哪个不善,其间有什么渊源递嬗的关系。后者也可以称做版本目录学,即讲各种古籍的版本的目录学。整理古籍如果不懂这门学问,就根本无从选择底本,选择对校本,一切整理工作也就无从进行。
但目录学和版本学这两门学问都自有其体系,自成其为专门的、独立的学问。这两门学问不仅古籍整理用得上,对其他工作,如研究古代语文、古典文学、古代历史、古代哲学以及鉴别古籍善本、编制古籍书目等等都用得上。因此,尽管这两门学问是古籍整理所适用的、必不可少的学问,但在这本《古籍整理概论》里却只能在必要时简单地谈一些,详细内容另作独立的课程来讲授。
此外,还有一门文献学,近来又多称之为“古典文献学”或“历史文献学”。历史文献学者,是研究历史上的文献而非当前的文献之谓,和古典文献学、文献学其实只是一回事。但文献学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则说法颇多出入。有人说:“张之洞《书目答问》末附列清代学者姓名略,将学有专长的名家按类分列。但有时也显现出这一方法的局限,例如一个钱大昕,既列入经学家,又列入史学家,又列入小学家,又列入算学家,又列入校勘学家,又列入金石学家。这是由于他的治学范围很广博,造诣都极精湛,不可以单从某一方面去肯定他。如果把他归入文献学家,那就包括无遗。”这种说法是把我国过去所有的学问都算作文献学,连中式算学也算作文献学的一部分,把文献学变成了民国初年流行过的所谓“国学”一词的同义语,这在今天看来当然已很不科学。还有这样的主张:“文献工作者的主要目的和重大任务”是在“对文献进行了整理、编纂、注释工作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删繁就简,创立新的体例,运用新的观点,将之编述为有系统、有剪裁的总结性的较全面、完整的《中华通史》”。甚至说,“司马迁写《史记》,马克思写《资本论》”,“成为世界上整理历史文献最成功的人”。这是把文献学变成撰写历史书,并且把马克思所从事的理论工作也看成是整理文献。这种讲法当然也不会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比较平实一点,文献学即古典或历史文献学的涵义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解说:(1)文献者,不仅包括书籍即古籍,还包括古籍以外用文字写出来的如甲骨文、金文、碑刻、档案、户籍、契约、信札之类;没有文字的古器物、绘画之类则不算。(2)文献学者,是讲文献的种类、形成、形式、内容、功用、整理、研究、保管等等。其中单整理一项,就把整个古籍整理工作统统包括了进去,可见文献学的全部内容之庞大。因此,把文献学作为大学本科的一个专业或研究生的专业我认为是合适的,而作为一门课,则实在大得无法讲授,不如分成各门专业课程来得妥当。
至于整理某些古籍所专用的学问,这牵涉很广,因为每一类、甚至每一种古籍都有其特殊性,整理古籍者应该力求掌握古籍作者撰写此古籍时所运用的知识和学问。这里,只能笼统地举例式地谈几种:
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这些是整理先秦两汉古籍所必需学习的课程。因为多数古籍时代早,多古字、古音、古义,不在文字、音韵、训诂上下功夫,整理起来就有可能发生困难。至于整理文字、音韵、训诂的古籍,需要具备有关的专业知识自更无待言。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古典诗词研究、韵文研究、散文研究、中国文学史、断代文学研究等,是整理文学方面的古籍所必需学习的课程。当然,由于其他古籍也都是用古典的散文甚至韵文写的,因此整理其他古籍的人,能有一点这方面的知识自更好。
中国通史、断代史、文化史、史料学等,是整理历史方面的古籍所必需学习的课程。同时,整理其他古籍的人对这些也应略有所知,因为一部古籍的撰写总多少和时代有关。至于具体地了解作者,就更离不开必要的历史知识。
中国哲学史、佛教史、道教史等,是整理哲学、宗教方面的古籍所必需学习的课程。如果要求高一些,还应学习魏晋玄学研究、宋明理学研究、佛教各宗派研究、道教各宗派研究等课程,才能胜任对某些哲学、宗教专书的整理。
考古学和所谓敦煌学,也是整理古籍者应该学习的课程。清末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古写卷子本中有许多古籍残篇,解放后在武威发现了写在木简上的《仪礼》残篇,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湖南长沙马王堆等又发现了几种写在帛和木简上的古籍残篇,对这些古写本古籍的整理也属于古籍整理的范围。但这些古写本古籍较之一般古籍更有其特殊性,因此整理者除需要具备各种有关的学问外,还需要学习考古等学问。
来源:摘自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1月初版。 责任编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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