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无论从其藏书范围还是收藏质量上都堪称世界上最好的中文图书馆之一。
早在1632年开始纳入第一本中文藏书至今,剑桥大学图书馆收藏中文文献资料的历史已超过360年。
作为中文方向的研究人员,艾超世对全馆中文部的所有书目情况了如指掌,如数家珍。
他可以侃侃而谈现阶段英国各研究机构对中文研究的进展。
但话里话外,他总会兴奋而自豪的提到,即将展出的中文古籍中将会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的珍贵资料和甲骨文文献,这些甲骨文文献“可是目前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中文文献资料。”
实际上,让人倍感珍贵的除了这些无法复制的孤本,还有其来之不易、机缘巧合的过程。
比如,让人们唏嘘不已的太平天国史料,是由1897年到剑桥大学任职的第二位中文系教授H.A翟理斯有心收藏。
当时,翟理斯作为英国使臣被派往中国,而1850-1864年间正值中国历史上“太平天国”运动时期。
他亲历其中,利用工作之便,有心收集相当一部分记录当时历史的文献。
而当时这种文献却在不久之后被清政府悉数毁坏,中国大地再无存留。
如今,时光荏苒,唯剑桥图书馆中文部这些被小心安放的孤本,尚记录着当时那岁月的动荡和喧嚣,供后人追忆。
而作为该馆中文部如今保存完好的800余块中国甲骨文,则来自英国前外交官和汉学家L.C霍普金斯捐赠。
作为独一无二的,连中国都不再拥有此类甲骨文材料的保存地,剑桥图书馆中文部此次将再次成为世界各地人们关注的焦点,毕竟唯有此地,才能得以有幸最近距离地观瞻、研究这些中国古籍。
对于这些史料的获取,按艾超世的说法是,全靠图书馆长年积累所获的捐赠所得,因为在1949年以前,中国政府颁布的特殊法律,禁止此类文献走出国门。
众所周知,尽管这些古籍资料的稀有和珍贵,艾超世却坚持认为剑桥图书馆中文部看重的并非它们的珍贵,而是它们身上所承载的内容。
这些资料将作为今后唯一的凭证,指导未来中国文化学术研究发展方向和可行性。
而为了将这种稀有资源内容使用度达到最大化,中文部也通过各种途径来拓展人们获取这些资料的方法,以供这一领域的学者们使用。
如果有学者需要进行研究文献装订,那么,他们可以被允许接触和分析馆藏的原版古代文本。
更为惊喜的是,这些资料已经开始逐渐走上另一种与时俱进的道路:它们大部分或已公之于众,或是正处于数字化的进程之中。
艾超世的一番谈话,或多或少让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未来的发展抱有一定积极的期许。
然而实际情况是,尽管目前很多英国的大学忽然之间接连开设了中文系,但是,除了剑桥、牛津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以外,很少有学校的中文系能真正提供一个让人严肃钻研中国传统文化的机会。
这是一个需要担心的问题吗?“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相比过去十年,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从未被如此迫切而又强烈的需求过”,艾超世说,所以这个现象也表示,随着越来越多西方国家学习汉语的人数在递增,那么阅读相关古典中文材料的人数也将越来越多。
这种观点与英国另一位有名的汉学家亚瑟·伟利不谋而合,“如果想要全面深入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古典文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亚瑟·伟利曾表示,中文传统文化学习还将对现代汉语的学习带来更深层次的帮助,比如成语,还有在中国古典中出现的文言文。
虽身在英国,艾超世也密切关注如今中国学习传统文化的形势。
“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很多家长都把孩子送到当地的中国传统文化补习班,尽管这些课余补习班价格不菲”。艾超世觉得自己了解这些中国家长的心态,因为这是让中国的孩子们可以阅读大量中国经典著作的机会,比如《论语》。
艾超世和中国这些追捧中国传统文化的家长们一致相信,中国传统文化一定不会消失。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未来剑桥大学短期内不会改变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视程度。
艾超世透露,目前为了配合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图书馆中文部还专门开设了一个有学位的新专业,主要研究中国电影发展趋势。
据艾超世介绍,建馆六百余年藏书八百多万册的剑桥大学图书馆拥有中文藏书三十五万种。
中文部所藏文献包括商代甲骨、宋元明及清代各类版刻书籍、各种抄本、绘画、拓本以及其他文物,其中颇多珍品。
1632年,白金汉公爵赠送本馆一批书籍,其中有明版《丹溪心法》的零册,为本馆收集第一种中文书,随后又收到一些零散的中文书籍。
首批大量的中文书籍系威妥玛爵士所赠,共四千三百零四册。
威氏曾在中国居住达四十年之久,其中十年任英国驻北京公使,退休后复任剑桥大学首届汉学教授。
他搜集的不仅有许多参考书,还有大量有关清朝廷礼仪、政治、法律、外交等方面的材料,其中不乏善本与孤本书籍,如清初抄本《明实录》、清抄本满文《养正图解》、明刊孤本《异域图志》以及非常稀见的太平天国出版物等。
其后又补充了一千三百多册,某些原为巴克斯爵士所有。以上书籍均由威氏的继任翟理斯教授整理编目,成为《剑桥大学图书馆威妥玛文库汉、满文书目录》及续编,先后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剑桥大学第二位中文系教授H.A翟理斯则是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法创始人之一。
由古罗马语言体系衍生而来的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法在二十世纪以前一直作为中国普通话的音标体系,直至现代拼音出现。
翟理斯曾毫不吝啬的赞扬,“在我看来,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具备了一所完美中文图书馆的全部特征。很多藏书是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有些藏书就根本不会进行交易。这些藏书由图书馆中文部前主任威妥玛爵士在中国历时四十年,潜心收集、小心呵护,最终被带回剑桥”。
对此,翟理斯感慨,“这是一个令人心生敬佩的伟大行为”,尤其他深知这些藏书都是中国十分优秀的著作,甚至有部分书籍在当时发行数量极少,“而这些书籍可以说涵盖了中国文学研究中最具价值的领域”。
剑桥图书馆真正加大中文著作收集工作开始于二战结束后期。相当多数量的中文图书当时是被作来自中国的礼物所赠送。
其中有原属骆任廷爵士、阿拉巴德先生、慕阿德教授和哈澜教授等人的书籍。该馆藏有全套《美国国会图书馆摄制北平图书馆善本书胶片》三千种,并有大英图书馆、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分别所藏敦煌中文文书的全套微型胶卷。
1952年,金璋先生遗赠本馆甲骨八百余片,为本馆迄今所藏最古老的文物。本馆藏有一套大型类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共五千册,原为清皇帝德宗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赠给伦敦中国协会的礼物,该会遂存放于该馆。
1949年,哈澜教授专程去中国,用英国政府特款购买中文书籍一万余册。随后,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收到中国大量馈赠,由其保管而后交付图书馆以丰富其馆藏。
中文藏书中,以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文学、艺术方面的书籍数量最多、最具特色、最为精良。
近来,更为注意搜集中国近、现代历史、政治等方面的资料。目前,该馆还订有中文期刊约一千种。
剑桥大学图书馆仍不断收到各方的慷慨馈赠或遗赠。如1986年,中国政府赠送该馆四千四百六十八册书籍。又如1988年,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赠送本馆一套《景印离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共五百大册。
实际上,让剑桥图书馆中文部真正成为“中文资料宝藏”是在2009年。当时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捐赠二十逾万中文电子书籍,使得剑桥大学中文图书馆一跃成为除中国以外,收藏中文电子书籍量最多的外国图书馆。 责任编辑: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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