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与民族古籍

一

清史作为中国断代史，始于1644 年清朝入关取代明朝统治， 终于1911年清朝为辛亥革命所推翻，历时268年。清朝入关以前从1616 年清太祖努尔哈齐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国)大约10年，再经其子太宗皇太极在位18年为开国史或清前史，固与清史有关；即在1911年宣统溥仪在辛亥革命以后，于1924年后被驱逐出宫以前的一段历史，亦与清史不无关系。 如果将清前和清亡以后的历史都加起来计算， 清朝一代就超过300年了。

清史研究与研究清史以前的中国各朝断代史有几点不同:第一，清亡到今只有80多年的时间，与以前各断代相比为最近，近则不怕文献不足征而怕文献太多，不好掌握和驾驭。从前我国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说过:研究历史应挑选有史料而又不太多的那个朝代去研究，比较容易出成果见功夫，所谓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不容易出成果见功夫。这是陈先生之所以专门从治魏晋南北朝开始，往下经隋唐和蒙元史。晚年因双目失明，由于青少年时代喜阅明末清初的丁部书，只好口述叫助手笔录而撰成《柳如是别传》，一部驰誉海内外好几十万字的精心结构的文史名著。第二，清代文献资料多，不但有大量档案资料遗留到今天，而且第一手原始实物资料(包括地上的和地下的)，亦经常不断有新发现，如50～60年代，北京清史界曾因讨论雍正皇帝(世宗胤禛)究竟是因服丹方而死或被刺杀而砍去了脑袋，是一个疑案，有人建议发掘雍正的墓昌陵(在河北易县)，一看有无头颅便可知晓，终因未得政府许可而作罢。第三，除元史需要具备多种语文外，从事清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也需要具备阅读多种语言文字的能力，越多越好，因为国内少数民族语文，如满、蒙、藏、维、朝、彝、傣、苗、瑶、壮等十多种，均有大量原始文献资料有待发掘、翻译、整理，足资参稽印证，国外如拉丁、法、德、英、日、俄、意、葡、西、荷、印、梵、波斯、阿剌伯等国，亦均有不少原始档册和私人论著、游记和书札报告，有待搜集翻译，整理出版。

说研究清史要掌握多种语文，这是从原则上讲是如此，因为清史研究的范围，包括了一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地理、社会生活、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民族关系、涉外条约、民情习俗等许许多多的问题。谈到某一民族或国家的具体问题时，如果不懂它的语文就会感到十分尴尬的。记得前些年在东京一次学术报告会上，我根据满文原档撰写了一篇文章，讨论到康熙时进兵拉萨后，提及青藏僧俗人等对皇十四子的良好反映。日本专搞西藏史的一位青年学者懂藏文，多次提出我没有用藏文资料不能代表藏族人的看法。当时一位台湾清史学者也不懂藏文，很不以日本青年学者为然，认为探讨清史问题能有满汉文资料足够说明问题了，对她用英语训斥了一番。其他好几位日本著名清史学者也不懂藏文，作壁上观不发一言，我则年老自愧不如，而彼后生实可畏也。这一件事充分说明，搞清史研究的人只懂一种民族文字是很不够的。话又说回来，如果你想搞清史研究而最低限度的满文也不懂，是不好说什么了，谈不上出成果见功夫。同样，你想搞清代藏族史，即不懂藏文又不懂满文，怎么谈得上来从事深入研究藏族史呢?其它搞任何清代的某一种民族史，满文之外必须要懂一种某民族的语文。此外，也至少要懂一种外国语文才成。

二

民族古籍即民族文字古籍，当然是指我国历史上各民族用自己的民族文字书写并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献。它们与被用汉文记载下来的许多兄弟民族的英雄人物和传说故事的文献一起构成了我国古代优良传统文化的宝库，是由全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文化中一宗极为珍贵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瑰宝。

搞清史研究离不开史料，亦即民族文字古籍。仅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馆藏明清档案就有1000多万件(册)，其中满文档案至少有160万件(册)。满文档案的内容涉及清代300年间的方方面面，是搞清史研究的人不可或缺。几乎是须臾不可离的一个最重要条件，也可以说，没有档案，就写不出有高质量的专题论文来。李一氓说得好:“在史籍整理与历史研究上，我以为更应该着重清史。”

那么，清史研究方面首先要注意民族文字古籍即用满文书写的满文档案。众所周知，一史馆的前身故宫博物院文献部于1925年10月成立之日算起，到今天已经有70多年了，对档案保管、整理、修复、缩微、编目、翻译、出版、利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57年《五体清文鉴》36卷三巨册，为满、汉、蒙、维、藏五种文字对照的大型辞书，是为正式出版满文古籍的第一部。此后80～90年代，《简明满汉词典》、《满汉大辞典》与《新满汉大辞典》等相继出版，这些辞书对清史研究工作者使用满文原始档案提供了帮助。从80年代初开始，先后出版满文档案文献的翻译专著近20种，如《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二册，主要选择自一史馆所藏顺治十年至雍正十二年(1653～1734)满文俄罗斯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共收入乾隆六年至光绪三十二年(1741～1906)间的档案文件178件；《盛京刑部原档》， 共收入崇德三年至四年(1638～1639)档册72件；《镶红旗档》最早雍正朝的部分档案共54件；《雍乾两朝镶红旗档》共180件； 《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全二册；《天聪九年档》1册， 足补《满文老档》之缺失；《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共收入顺治三年至十三年(1646～1656) 档案116件；《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共收入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年(1771～1775)档册145件； 《锡伯族档案史料》共收入明万历二十一年至清宣统元年(1593～1910)档案742件； 《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上编一册，共收入顺、康、雍三朝满文题本62件；《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选编》，全三册，共收入天聪七年至顺治十八年(1633～1661)档册1件；新译《满文老档》全二册， 始于明万历三十五年至清崇德元年(1607～1636)，全书楷书影印；《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已出十余辑。据最近了解，一史馆从1989 年已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和《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作为重点项目，前者评审校订完毕，早已通稿，后者已翻译过半；还有编辑出版《朱批奏折财政类目录》五册、《历史档案目录索引》一册和《明清档案工作标准文献汇编》一册。

这里需要补充一提的是，满文档案中基本上用老满文撰写的编年体清开国史《旧满洲档》(一作《老满文原档》)，十巨册，1968年由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卷首有台湾学者陈捷先撰写长达56页的《旧满洲档述略》；此外，广禄、李学智合写了《清太祖老满文原档与满文老档之比较研究》；日本学者松村润著有《清太宗朝的旧满洲档与满文老档对照表》；北京一史馆关孝廉著有《旧满洲档谕册秘要全译》和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刘厚生亦著有《旧满洲档研究》。大家知道，《旧满洲档》的出版面世，对满族的族源、社会性质与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深入探讨，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历史价值的。

三

依前所述，清史研究(包括在满学之内)之所以能成为目前世界学术界中国学(亦称汉学)三大学科(另有蒙古学、藏学)之一，是有其在国际上无与伦比的丰富满文档案资料和海内外卓越的众多清史研究工作者作为强大后盾的。我国的这种优势，近一二十年来尤其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支持，一大批清史研究所和满学研究中心的先后成立，每年清史研究与满学方面各种专刊纷纷相继出版发行，以及经常举办有关清史研究与满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与海外各国和港台地区学术文化交流访问日益增多和加强，表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势。

这里我想提出特别加以注意的是，研究历史问题有材料特别是档案材料比没有材料特别是档案材料不知要好若干倍。古人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不注意米的质量好坏或发霉掺砂与否，是做不出好饭来的。同样，不问材料或档案文书来源和真伪，就轻易相信你所用的材料作为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来证明什么也是徒劳的。现在举一个例子:清朝第三位皇帝雍正篡位的问题，自来国内外清史学界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我于40年代末写了一篇《清世宗夺嫡考实文章， 大概有四五万字，从各方面综合研究证明康熙一死，雍正登上皇帝宝座，是阴谋篡夺而来的。1972年秋，中美关系刚刚开始解冻，一位青年美籍华裔学者一到北京，专门到我校来找我，问我:“雍正篡位是用什么手段谋害他父亲康熙的?你知道雍正继位得到当时满朝王公文武大臣承认，是合乎国际法的!”当然，他说的国际法是指现在的国际法，意思是说雍正做上皇帝是与现在的国际法相符合的。我当时并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回答他问的雍正采取什么手段夺位的问题。到了80年代中期我根据一史馆提供馆藏的两份康熙遗诏:一份是满汉合璧的，一份是纯汉文的，又写了一篇《清圣祖遗诏考辨文章， 考证了上述两份“遗诏”取材的来源所从出，证实了“遗诏”是雍正即位后一手伪造的。“遗诏”既是伪造的，当然不合法，谈不上什么国际法，只是说明雍正继位是篡夺来的。这里我要说明的是，伪造的档案材料是帮不了解决问题什么忙的，正好是适得其反。“尽信档不如无档”，旨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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