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宠(1494-1533),字履仁,后更字履吉,号雅宜子,雅宜山人。生于弘治七年甲寅(1494年)十二月八日,卒于嘉靖十二年癸巳(1533)四月三十日。活跃于明正德、嘉靖年间的苏州,与祝允明、文徵明、陈淳等并列吴门书派四大家。他虽40而卒,却赢得了生前身后的重名。他少时“为明经试策,宏博奇丽,独得肯綮,御史按试,辄褎然举名,一时声称甚藉,隐为三吴之望”,年殆强仕而“海内胜流什五齿交矣”。吴门文化圈的执牛耳文徵明,曾这样回忆与王宠的交往之初:“余年视君二纪而长,君自丱角,即与余游,无时日不见。”游处之间,文氏常以诗教。文徵明对于王宠兄弟的腾达寄予厚望,曾为他们写下“百年有待麟呈瑞,千里欣看雁逐行”的诗句。
万历时代最有影响力的鉴赏家王世贞曾经极为准确地指出,王宠书法之价值并不在于文徵明式的精丽,他之所以在吴门书派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乃因一种“拙”趣,正是这种生拙感,令人在雅致之外,复生出关于“古”的想象与回味,在人们眼中,“古”不仅具有历史意味,更具有人格象征。王世贞是这样说的:
《像赞》:晚节稍稍出己意,以拙取巧,婉丽遒逸,为时所趣,几夺京兆价。
《三吴楷法十册》第七册:(王履吉书)退之《琴操》稍大,兼正行体,意态古雅,风韵遒逸,所谓大巧若拙,书家之上乘也。
《有明三吴楷法二十四册》第十一册:大抵以古藏雅,以拙成巧,在八法独觉、等觉间,庶几上乘之将达者也。
在讨论“拙”与“巧”的关系时,王世贞并不像后世的碑学家所主张的那样,将“拙”的趣味孤立地加以提倡与赞美,以拙取巧、以拙成巧,目的都是“巧”,只是巧思是通过一种貌似“生拙”的方式得以呈现。就像老子所说的那样,是大巧若拙,最为精致的巧看上去却显得不谙于机巧。纯粹的小巧与一味的稚拙,其境界都无法与“大巧若拙”相提并论。那么,王世贞所激赏的王宠的“以拙取巧”在艺术形式上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表现方式呢?总体上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书写相对徐缓、点画起止含蓄、姿态饶有稚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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