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策军碑介绍

    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一本拓本——《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也名为《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简称《神策军碑》，原碑石刻于公元843年。“神策军”这个名字相信很多人都比较陌生，它是什么样的一支军队，竟然还要被刻碑？碑文中的内容是什么？今天就为大家介绍下《神策军碑》以及其来源与历史。

　　唐朝安史之乱(755年12月——763年2月)之后，唐中央内调中原的原西北和东北边军，组建了新的禁军，这就是神策军。神策军曾有两次大规模的扩编，贞元年间(785—805年)扩编后神策军的兵力达15万人，可以说达到了全盛时期，成为了一支英勇善战的武装力量。神策军既是中央禁军，又是一支中央直属的作战部队，承担着对内警备京师，对外讨伐藩镇叛乱的职责。由于神策军是宦官代表皇帝统率的一支军队，因此它在政治舞台上处于何种地位发挥什么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和宦官之间的关系。

　　和其他军队相比，神策军有着显著的特征。它有着自己独特完整的组织和指挥体系，在生活、法律和将吏升迁上享受特权，单是给养就是其他军队的三倍。除此之外，神策军还有一个最为显著、最为基本的特征，那就是它以宦官为最高统帅，并受其绝对控制。

　　唐穆宗之后，皇权长期为宦官集团控制，神策军在继续对唐中央政权起支持和稳定作用的同事，还在宦官废立皇帝等政治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穆宗之后共有九帝，除唐敬宗、唐哀宗以外，均为宦官所立。为什么宦官能有如此大的权力呢？其根本原因在于，宦官手中掌握着神策军。

　　唐穆宗之后的唐武宗李炎由宦官扶上皇位，为了讨好于宦官，便巡行左神策军，宦官仇士良借机请求建立颂圣德碑。于是唐武宗便命翰林学士承旨崔铉撰文，集贤院学士判院事柳公权书写，这便有了这神策军碑。原石碑刻于唐会昌三年(843年)，立于长安宫廷禁地，但是最终毁于战火，该碑的拓本极少，所以能流传至今的便尤为珍贵了。

　　神策军碑刻于唐会昌三年(843年)，由翰林学士承旨崔铉撰文。拓本中，从“皇帝巡幸左神策军”起至“来朝上京嘉其诚”止，约有七百余字，但现存拓本中的文字不足原碑的一半。根据残存文字推敲，前段主要赞颂了唐武宗李炎的德政，叙述了他在会昌元年祭祀的盛况，后段则叙述了回鹘衰败及大首领嗢没斯来降等事，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柳公权，字诚悬，唐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人，生于唐代宗李豫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卒于唐懿宗李淮咸通六年(公元865年)。他自幼而好学，并能持之以恒，12岁便可吟诗作赋，29岁中进士。他精经术、晓音律，尤其擅长书法，官历七朝(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官至太子少师。在朝期间，长期任右拾遗、翰林侍书学士，是—位职业的宫廷书法家。柳公权书法初学二王，二王即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后取唐初名家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之长，打下了楷书的深厚基础；继而又法颜真卿，对其笔法加以变化运用，终于自成一家。对此《旧唐书·柳公权传》中有记载：“公权初学二王，遍阅近代笔法，体势劲媚，自成—家。”

　　《神策军碑》是由当时任学士判院事的著名书法家柳公权书写。虽然该拓本中有将近一半的字迹已无法辨认，但仅从字口清晰的四百多字开看，也是具有非常难得的书法珍品。柳公权的书法以精练劲健、端庄秀美、神完气爽著称于世，世人誉之“柳骨”。他的书体在当时是极负盛名的。公卿大臣家的碑板、墓志，如不是柳公权书写，便被人视为不孝。后世称赞他的作品说，既有魏晋时锤、王的风韵，又有初唐欧、虞、褚、陆之体势。柳公权完成《神策军碑》时已66岁，已达到了人书俱老，融会贯通，从心所欲，信手入玄。全碑字体沉着稳健，气势磅礴，被历代书法大家公认是柳公权“生平第一妙迹”。

　　除《神策军碑》外，他还有很多传世佳品如《玄秘塔碑》、《金刚经刻石》、《李晟碑》等等。当代书法家启功先生在《论书绝句》中称：“柳书碑板，传世甚多。今所存者，必以《神策军碑》、《玄秘塔》二碑最精。《玄秘》刻手，犹偶有刀痕可见，惟《神策》孤拓，无异墨迹焉。”

　　《神策军碑》刻成于唐会昌三年(843年)，立于长安宫廷禁地，但是最终毁于战火，该碑的拓本极少，流传至今只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这部孤本，其珍贵不言而喻。

　　北宋末期，金石学家赵明诚在《金石录》中曾著录有一种分装两册的《神策军碑》拓本，与国图馆藏恰好相同。由此推测，该本可能曾经由赵明诚、李清照伉俪珍藏。但是没有具体的史料对此有过记载。

　　此后，由南宋权相贾似道收藏，贾似道将此本重新装裱成二册，上面钤有“秋壑图书”的印章，末页钤有朱方印章“长”(拓6左下1)，也读作“封”字印。贾似道家产被抄后，此拓本成为南宋皇室藏品。元朝灭宋后，该拓本又归翰林国史院，因此钤有“翰林国史院官书” (拓1右下1)楷书朱文印。明代洪武六年，收入内库，拓本末题有“洪武六年闰十一月十八日收”泥金小字一行。不久朱元璋赐给其子晋王朱棡，因此该拓本的首尾皆有“晋府书画之印”、“晋府图书”(拓6右上1)朱文印。明末时，又归大收藏家孙承泽所有。清代又经梁清标、安岐、张蓉舫、陈介祺等递藏。

解放后共有两策《神策军碑》，下册不见踪迹，只有上册出现于世，被陈清华带到了香港，因经济条件不好，两次有意出售其收藏的古籍改善生活。时任文化部长的郑振铎得到此消息后，在周总理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中间人与陈清华多次协商，花巨资先后两次从陈清华手里购回大量的古籍，《神策军碑》就在其中，之后一直被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里供古籍爱好者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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