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带盖双铺首铜钫

海外回流西汉带盖双铺首铜钫(fāng)，方体大口宽肩式，带盖盖面上有四钮，钮上端作角形，器最大处在腹部，两铺首衔环，四壁内削，圈足斜撇。通高42厘米，腹宽22厘米，底座宽13厘米。腹部一侧铺首下有刻铭五行十四字：“长大、四斗四升、十三斤、十四两、卅一”。从字面说“长大”即是食官之一，为战国秦汉铜器铭刻所常见。《汉书·百官公卿表》，九卿之一的太常属下也有食官，即“诸庙寝食官令、长、丞”。太常掌宗庙礼仪，考古发现的许多“食官”铜器，往往与宗庙祭祀活动有关。另其刻铭详细记录其容量四斗四升、十三斤、十四两、卅一，表示器物次第，也可能是表示“厨”之次第。故此钫为西汉王室使用之器。

钫

　　此钫精铜所制整体呈返金皮壳地子，浅绿铜锈整体保存状况良好，这类铜钫数量较多，但大多缺盖，带铭文者更是难得。西汉青铜器虽然没有华丽的纹饰和繁复的造型，但人们评价西汉青铜器，主要以田园般的朴素和诚实的温情，平易含蓄的境界，表现平易的风采和含蓄的魅力。

　　“钫”源于“壶”，《诗经·七月》：“八月断壶。”毛传：“壶，瓠也。”壶字甲骨文作。《说文·壶部》：“壶，昆吾圜器也，象形。从大，象其盖也。”同书“缶部”：“古者昆吾作陶。”壶本陶质，以器形似瓠(葫芦)而得名，故壶可视为长颈容器的统称。古代酒的品种多，因此壶的器形也各有不同。青铜壶在历史上使用的时间自商至汉代或更晚，在汉代，此器有自名为壶者，因而变化形式相当复杂。从商代起有瓠形壶，长颈圆体提梁壶，细长颈圆腹壶、扁壶、方壶、钫。

顶部

　　铜钫即方形腹壶，腹部横截面作正方形。口、足形同，颈较细，鼓腹，有的四偶有棱，腹壁呈弧形，双兽面形铺首衔环，圈足。此类方壶约始见于战国中期，流行至西汉，西汉时始自名为“钫”。汉代铜钫承战国晚期与秦制，惟圈足高且明显外撇成斜直状。

　　壶的功能多用以盛酒。《周礼·掌客》郑注：“壶，酒器也。”除盛酒外也有盛粮食和食物的，如：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陶壶，有相当一部分用于盛粮食，满城汉墓出土的陶壶中则有动物骨骼，可见壶也可用于盛其他食物。

　　壶亦用作水器，《周礼·夏官·挈壶氏》：“掌挈壶以令军井。”郑玄注：“盛水器也。”此是言挈壶氏职掌悬挂水壶以指示军队有井水之处，但这里的壶未必是铜器。然铜壶亦确有用为盛水器者，如春秋晚期之比君壶(《通考》图版七四九)自称“盥壶”，说明其专用作盥洗时盛水之器。1974年山东莱阳前河前村出土壶，铭文曰：“己侯作铸壶，使小臣以汲。”(见《文物》1983年12期)证明壶亦用以汲水。

　　壶的别名还可叫钟。《说文·金部》：“钟，酒器也。”满城汉墓所出铜钟肩上刻铭：“中山内府钟一，容十斗，重(缺文)。卅六年，工充国造。”甘肃武威磨售嘴子东汉中期墓出土的两个釉陶钟，有较高的十棱假圈足，与同时之壶一样，但器壁上分别有墨书题识“水钟”、“酒钟”，可见汉代所说的壶和钟实是同形异名之器。

铺首

　　不过钟又代表一定的容量。《孟子·告子上》赵注：“钟，量器也。”

　　这里说的钟和壶都是圆形的，方壶虽在西周时已出现，且其形制大体上被长期沿袭，但它的腹部横断面多是呈委角的椭方形。到了战国中晚期才开始流行方形的钫，其器身任意一处的横断面都呈正方形。《说文·金部》：“钫，方钟也。”满城汉墓出土之铜钫有刻铭：“中山内府铜钫一，容四斗，重十五斤八两。第一。卅四年中郎柳市雒阳。”但此器无盖。湖北云梦大坟头西汉墓所出铜钫则有盖。西汉中期以后，中原地区的汉墓中一般已不出钫。

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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