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窑瓷器

　定窑是长期以来人们所公认的宋代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之一，历史学家傅振伦先生在《中国最古的瓷器》一文中曾谈到：世之言瓷者，以为宋世有瓷，且以定、汝、官、哥、均为宋代五大名窑，推而上之以柴、汝、官、哥、定为中国五大名窑。定窑以烧制白瓷为主，是北方白瓷的杰出代表。经过叶麟趾先生提示、陈万里先生、冯先铭先生踏访，再加上墓葬塔基定窑文物的出土，学者们孜孜不倦深入研究，特别是近年窑址考古工作的开展，逐渐揭开了定窑的神秘面纱。

　　定窑的历史地位

　　定窑是精细白瓷生产最具代表性的窑场，北宋时期取代了邢窑的白瓷地位，一跃成为“天下第一”的名牌产品，这些精细白瓷迎合了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品味，成为他们所关注和青睐的器物。许多定瓷精品被征入宫廷，供皇帝贵胄使用赏玩，因此，定窑也被各地瓷窑纷纷仿效，对南北方的诸多窑场，如周边的山西介休窑、平定窑、北京龙泉务窑等窑场，甚至江西的景德镇、四川的彭县窑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窑场仿造定窑的瓷器，通常被人们称为仿定器，由于定窑在精细白瓷生产中所具有的代表性地位，因而这些不同地区采用定窑的工艺生产的精细白瓷被命名为“定窑系”(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229页)。

大英博物馆藏定窑刻划花纸槌瓶 

　　定窑瓷器流布范围很广，考古发现东到我国东北的辽宁，北到内蒙古，南到江浙、湖南，西至陕西等地都发现有定瓷出土。即使在宋金对峙时期，也未阻断定瓷的流通，近年来在杭州市开展的南宋都城临安城考古的许多重要发现，如南宋太庙遗址、临安府衙署遗址、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等，南宋地层中都出土了一些定窑瓷器，许多瓷器还带有宫廷使用的款识(马时雍主编《杭州的考古》，杭州出版社，2004年)。甚至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也出土过不少北宋时期的定窑瓷片(三上次男《中世中国とエジプト—ト遗迹出土の中国陶瓷を中心として》，载出光美术馆《陶瓷の东西交流》，日本写真印刷株式会社，1990年，84-99页)非洲的东海岸以及东南亚等地也都发现有定窑的瓷片，1977年南朝鲜新安海底发现了我国沉船，发现有定瓷(冯先铭《南朝鲜新安沉船及瓷器问题探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03期，第113页)。有的还有铭文，说明定窑的产品行销海内外，战争和大洋都没能阻当住定瓷的吸引力，可见在内外贸易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非常重视定窑遗址的保护工作。1956年，河北省人民政府将定窑遗址公布为重点文物古迹保护单位。1985年，曲阳县人民政府在定窑遗址设立了专门保护机构“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修建了专门的重要遗迹保护展示棚。1988年，国务院公布定窑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保护范围。

　　近十年来，各级政府和文物部门对定窑遗址开展了一系列保护管理工作。制作遗址保护规划、支持对遗址进行科学发掘和保护、大力扶持复仿制品产业的发展、成立了定瓷研究室，培养出了定瓷制作大师陈文增等制瓷名人， 2006年“定瓷烧制技艺”被列为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投资拍摄了“定窑考工记”纪录片，提出了建设定窑考古遗址公园的计划等，正在稳步推进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

　　发现定窑

　　有关定窑的文献记载很丰富，时代最早的当属现藏于曲阳北岳庙的《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碑阴处铭文包括有：“冶将”“冶副将”“都知瓷窑”等与瓷窑管理有关的官职名称(王丽敏等《曲阳发现<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文物春秋》2009年6期)；另一条被定瓷研究者们广泛引用的材料是《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碑》，内容中出现了“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瓷窑税务官职衔，龙泉镇即今定窑窑址所在地(董涛撰、周斯億等修《光绪曲阳县志》，光绪三十年曲阳小学堂本)。由此可知在唐代中期，曲阳已存在制瓷业并受官府的监管。五代还出现了税务使收取课税，不仅证明确有瓷窑，而且规模可观，管理有序。古代瓷窑址一般以州命窑，曲阳古属定州管辖，也是其主要的集散地，因此称为定窑。

　　有人做过专门的统计，宋至清时期文献和方志中有关定窑的记载三十余条，元朝人刘祁在《归潜志》一书中曾有“定窑花瓷瓯，颜色天下白”的赞誉(刘祁《归潜志》，卷八“联句亦诗中难事”条，中华书局，1983年)。刘氏所言的“花瓷瓯”是指定窑白瓷上那种以模印、刻画为主的装饰而言，其工巧富丽的程度，与花釉瓷器相比毫不逊色，可谓独步一时冠绝当世。宋代大文豪苏轼赞誉定瓷：“定州花瓷琢红玉”(苏轼著《苏东坡集》(上)，卷三“试院煎茶”，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43页)。苏东坡北宋元祐年间曾知定州，对辖区内的定瓷有更深入的了解，更懂得饮茶器具在茶道中的重要性，道出了定瓷与好茶的相得益彰。南宋太平老人所著《袖中锦》给定瓷以极高的评价，把定瓷与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认为皆为“天下第一”的名牌产品。《邵氏闻见录》中记有宋仁宗一日去张贵妃处，见宫内陈设有一件“定州红瓷器”，仁宗问怎么来的，贵妃回应说是某大臣所献，皇帝听后震怒，训斥其不守戒禁，私自接受大臣的馈赠。说明定窑不仅白瓷天下知名，也产红瓷器，且在当时也属珍贵物品，并为达官贵人所喜爱(邵伯温撰《邵氏闻见录》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第13页)。

　　定窑虽因其在中国陶瓷史中的重要地位而屡见于文献记载，但由于窑火的熄灭，遗址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人们依据文献资料在河北中部寻找定窑窑址，根据“窑以州名”的认知，认为窑址在定州，结果考察定州本地并没有发现窑址，窑址遗迹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日本〕上田恭辅《关于定窑的考察会》，陶雅会，1925年。尾崎洵盛《支那陶瓷小考》，宝云舍，1934年)。

　　1934年，时任北平大学工学院教授的叶麟趾先生，这位背负实业报国留洋归来的学者，决心揭开这个历史之迷，他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首次报道定窑遗址在河北省曲阳县的剪子村(即涧磁村)和仰泉村(也就是燕川村)(叶麟趾《古今中外陶瓷汇编》，北平文奎堂书庄，1934年，第10页)。

　　1941年，日本人小山富士夫根据《古今中外陶瓷汇编》的记载，跟着日军扫荡的队伍进入了曲阳，对定窑遗址进行了一次调查，获取了一定数量的瓷片，同年他以《关于定窑遗址的发现》为题报告了窑址的情况(〔日本〕小山富士夫《关于定窑窑址的发现》)这批材料后来由东京根津美术馆结集出版(根津美术馆《定窑白瓷》，东京，小学馆，1983年)。

　　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的陈万里先生、冯先铭先生对定窑遗址进行了实地复查，从刻花、划花、印花、泪痕以及细腻洁白的瓷胎等方面，基本确认了河北曲阳涧磁村一带即史载的定窑遗址所在地(陈万里《调查平原、河北二省古代窑址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1期。陈万里《邢越二窑及定窑》，《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9期)。采集到近两千瓷片标本，并初步判明了始烧的年代，认为唐代开始烧白瓷，五代时期有较大发展，宋代为极盛时期(冯先铭《瓷器浅说(续)》，《文物》1959年第7期)。

　　定瓷之美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被宋定窑镶银口刻花碗

　　定窑白瓷唐代时就堪与邢窑媲美，宋到金是定窑的鼎盛时期，定窑的白瓷工艺达到极高的水平，定瓷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00oC以上，高于一般成瓷的1250oC,所以定瓷比其他窑烧出的瓷胎更坚致。定瓷的胎料经过精心加工，因此产品烧成后胎质细腻温润。定窑烧制白瓷为主，由于釉料中氧化钛含量较高，加之用氧化焰烧成，故釉色多白中泛黄，呈现出象牙般的质感，给人以柔和悦目、温润恬静之美感，因此也被人誉为：中和之美。

　　白瓷乃彩瓷之母，定窑除烧制白瓷外，还兼烧白釉黑彩、黑釉、酱釉和低温铅绿釉、铅黄釉两色釉彩瓷等，定窑还生产三彩器物。黑酱、芝麻酱色釉瓷即是文献记载的“黑定”和“紫定”，更受时人的欢迎，价格皆高于白定。

　　定窑瓷器的装饰手法多样，主要有塑贴、刻花、划花、印花和描金花等。此外，定窑模制器物，剔花、黑剔花也有少量生产，以金代的装饰手法最丰富。定窑纹样有花卉纹、莲瓣纹、海水纹、云龙纹、禽鸟、游鱼、走兽等，丰富多样。其装饰构图简练，线条明快，层次分明，纹样清晰，图案布局富于变化，独具一格。定窑装饰技法中，印花最为人称道，在宋、金时期所有使用的印花装饰的瓷窑中，定窑以高超的技艺独占鳌头，被推为印花之冠。所见传世的印花花鸟图盘，内壁上的两孔雀之间以一枝牡丹相隔，盘心配以鸳鸯牡丹，图案优美宛如一幅布局严谨的织锦画。印花龙纹标本窑址多见，造型多数为盘，盘内满印云纹，盘心印一条姿态矫健的三爪蟠龙，龙身盘曲，首尾相接，张牙舞爪，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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