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紧锣密鼓声中,郭世五想效仿明、清历代皇帝的做法,在江西景德镇烧制名贵瓷器,供宫廷陈设使用。郭世五将这一想法禀报给袁世凯,袁世凯大为赞许,当即委任郭世五为陶务署监督,赴江西烧造“洪宪”帝号御用瓷器,郭世五成为景德镇御窑厂历史上最后一任督陶官。
“洪宪瓷”是一种通称,郭世五烧制的高级名贵瓷器并没有用“洪宪”款识,因为袁世凯是在1915年12月12日正式宣布实行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到了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消帝制,洪宪年号随之取消。
“居仁堂”为当时袁世凯在中南海的寓所,正宗的“洪宪”瓷是闻名于世的“居仁堂制”款瓷,郭世五还用自己的别号“触斋”为款识,烧制了一部分瓷器,这两种款识的瓷器都堪称名贵。
“洪宪”瓷多取兴旺祥瑞的雍、乾盛行瓷器为标本,精心效仿。
郭世五督理景德镇制瓷时,开始先烧“居仁堂制”款瓷,未等“洪宪年制”款御瓷烧制,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便倒台。所以,现在见到的“洪宪年制”或“洪宪御制”款的器物,绝大多数都是二、三十年代民窑烧制的,虽制作精细,但确属赝品。遗憾的是,至今仍有人将“洪宪”款识的瓷器,视为珍品。“居仁堂”、“觯斋”款识的名贵瓷器甚少,有人见了不识货,不重视,乃至轻易出手。鉴别真、伪品时,应特别注意到凡署“居仁堂制”款的器物,其胎釉、器型、绘画等均有工细的特点,并且是小件器物多于大件,而仿品往往是“款”十分相象,其余的都很粗糙。
民国瓷器在造型上沿袭前朝,多为生活用品如盘、碗、把杯、鼻烟瓶、帽筒、掸瓶、冬瓜罐等,品种单调,器型丧失了过去浑厚朴素的风格,显得笨拙。制作工艺也相当粗糙,如笔筒口沿处修胎不圆润,摸上去有尖硬感,瓶类器型线条轮廓没有同治、光绪时分明,瓶双耳由前朝双狮耳简化成为回形耳、花耳,耳的装饰性愈来越差。
民国时期青花料很大一部分采用氧化钴含量较高的洋蓝青花料,料质不精细,发色灰暗,层次单一,立体感差。一般而言,如发现蓝色花纹面上,留有爆釉点自釉里向外爆破的痕迹,其制作年代在近百年内。民国时的五彩瓷,其色彩艳丽,大红大绿的品种多见,很容易与前期的品种区分。
民国瓷器上的纹饰画工草率,如天女散花、喜字、龙凤、花鸟等。喜字写得粗大,不规整,龙纹画得软弱无力,龙鳞多呈网格状,五爪龙多了起来。龙是獠牙。光绪时(香炉、碗等)器的足部边饰海水纹还有一点动感,到了民国则是风平浪静。火焰纹、云纹光绪时比较细,有一定的飘浮感,而到了民国似乎凝固,呈条块状。
在瓷器上出现“公司”款,大约时期在清末至民国初。如采用官商合股开办的“江西瓷业公司”(1910年筹办)所烧制出的成品,胎釉精白,彩质纯净,彩色鲜明,绘画工巧,底部落“公司”款。这些器物同雍、乾之珐琅彩器相比,毫不逊色,陶瓷界称之为“中国瓷业史中仅有的一朵复兴之花”。湖南瓷业公司,日用器物也以青花为主,胎质极簿,底多写楷书款“醴陵瓷业公司”6个字。
清末民初,由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商大贾,自命风雅,大量收藏中国古瓷。古董商们为适应古董市场,牟取暴利,大量仿古,致使仿古器物应运而生。无论什么年代,什么窑口无所不仿,仿古范围包括瓷质、釉色及彩绘等诸方面。少数器物在技巧上达到了“乱真”的地步,如民国孙瀛洲先生专仿明代前朝青花器,他仿制的永乐、宣德青花盘、碗类,其凝重结晶的青花斑点深入胎骨之间,效果与真正永乐、宣德青花器神似,极难辨识。
“只有错看,没有错仿”这说明伪品的精到之处,然而,商业性仿古必然免不了露出破绽,如民国仿弘治青花缠枝莲、松竹梅等纹饰的撇口盘,署“大明弘治年制”楷字款,而字体无弘治款清秀、纤细柔和;民国仿嘉靖青花器,往往底部有明显的旋纹,青花色调灰暗,有飘浮感,全无明代风格;民国仿制的天啟青花鱼藻纹鱼缸和署“大明天啟年制”款的青花缠枝花盘,虽造型逼真,但胎体较重,青花色调有现代青花器的特点;民国仿康熙青花品种最多见,有花肌棒锤瓶、冰梅罐等,某些器物青花色泽、纹饰近似康熙,而胎体无康熙时坚细、厚重、修胎不够规整,特别是口沿、底足处理草率;民国仿雍正赏瓶,器型外观显得笨拙,胎体过于厚重,比例不协调,青花色调飘浮,纹饰呆滞;民国仿乾隆青花折枝三果花卉蒜头瓶,器型略拙,胎体加厚,青花色调过于浓艳,款识字体松散,运笔无力。还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国内文物市场,出现大量的赝品,除极少数可以乱真,绝大多数是商业性的,特别粗糙,甚至大量仿民国时的瓷器,尤其是仿“居仁堂”、“洪宪”等款识的。
民国瓷器作伪方法主要有后加款,即将旧款填入新器上或切下同一时代的器物底款,嵌于器物底部,这就要注意圈足衔接处胎釉是否有异常痕迹;还有打磨做旧,把器物上的浮光去掉,另外还有浸泡做旧、土埋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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