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摊上木版刊印的铜板四书

喜欢淘旧书的人，无论在书摊还是网上书店，都常会碰到一类写明“铜板（或铜版）”的书，绝大部分是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注释，如《铜板四书备旨》、《铜板诗经补注》等。

　　喜欢淘旧书的人，无论在书摊还是网上书店，都常会碰到一类写明“铜板（或铜版）”的书，绝大部分是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注释，如《铜板四书备旨》、《铜板诗经补注》等。它们都是科举用书，类似今天中学生的考试辅导材料。这类书，在出版时即为低档书，流传到今天仍是旧书市场上的低档书，稍有经验的淘书人都知道它们是普通木刻本，不会看做珍本，更不会花大价钱购买。
　　但近年来情况有所变化。媒体上不时“惊爆”消息，说这类“铜版”四书五经是古代用铜制书版印成的书，异常珍贵云云。有的拍卖行在拍卖此类书时，也标榜它们是“铜版印刷”的，同时标上一个百倍于地摊的价格。还有学术著作认为这些书是铜版印刷的。如张秀民著、韩琦增订的《中国印刷史》，就在雕版部分介绍了一种“江宁铜版”：
　　“清雍正南京启盛堂铜版印本《四书体注》十九卷，封面题《精镌铜板四书体注》，大字如拳。又小字‘字遵部颁正韵’，上栏横书‘雍正八年校正新本’一行，朱色印。下有朱印广告云：‘《体注》一书行世已久……余不惜工本，将铜板精刊，字迹端楷，点画无讹。’”《中国印刷史》的作者认为：“既标明‘精镌铜版’，又说‘不惜工本，将铜版精刊’，可知它不是木刻，而是铜刻整板，惟没有说出怎样镌刻。”
　　在笔者多年的淘书经历中，见到此类书数以百计，无一例外都是木版印刷的，没有一部可以判定为铜版印刷。木版书与铜版书各有特征，不难分别：木版在刷印时经反复浸泡、干燥，会开裂或断裂，形成断版，刷到纸上就是一道白线。断版顺着木纹断裂，往往从文字上穿过。并且木版是两面雕刻的，这样一处断版就会出现在相邻的两页上。铜版坚固不易断裂，即使断也是从薄弱的地方断起，不会从加厚的文字处断开。铜版有自己的属性，如常有铸造时产生的气孔，刷到纸上形成白点；拒水性强、大面积图形刷墨不能均匀等。根据这些特征，可以区别木版和铜版印的书。
　　南京启盛堂所印《铜版四书体注》如今不知藏于何处，我们可用国家图书馆所藏文英堂《铜板四书补注附考备旨》为例，说明这类“铜板”书的鉴定问题。此书封面题“铜板四书补注备旨”，若依上引观点，属于“铜刻整版”印刷，但实际情况是，书中断版现象随处可见，有的地方断裂严重，如卷一《中庸》第十九、二十两页的上方，就有一道贯通全版的断裂，断裂处的一排字也被分为上下两半。此书的版框、鱼尾等面积大的地方，均未发现气孔、墨迹不匀等铜版特征。这些都说明，此书书版并非铜版，而是木版。
　　也许有人会说，古书的情况错综复杂，你见到的“铜板四书”是木版的，并不能否认未见到的雍正启盛堂《铜板四书体注》是铜版印的，也不能说明其他未见过的清代“铜板四书五经”是否铜版所印。如何回答这样的提问呢？我们说，无论从经济、技术还是政治方面来说，它们都不可能是真正的铜版印刷品。
　　刻印一部书拿到市场上去卖，是商业行为，必然遵循价值规律。这类科举书属于敲门砖式的用完即扔、没有保留价值的书，只有低成本才能盈利，而铜版与木版之间的成本相差何止十倍。铜材坚硬难刻，勉强雕刻则成本高昂。乾隆间刻铜字的工钱，为每字白银二分五厘，而刻木版的工钱，为每百字八分。刻铜的成本在刻木的30倍以上。以文英堂《铜板四书补注附考备旨》为例，此书字小行密，每页字数在2000左右，全书400余页，若系铜版雕刻，计算下来不算铜料的高昂成本，仅刻字一项就需银2万两，对刻书来说这是天文数字，所以断无此事。《四书体注》的字数不比《四书备旨》少，也不可能花如此高价去雕刻铜版。
　　那么，“铜版”会不会是用铜铸造的呢？清代使用翻砂铸造，首先要刻制木模，而木模刻好，已是完整的雕版，直接可以印刷，往后的铸造、整修各项都是平白增加的成本。而且古代翻砂铸造受时代限制，产品质量不高。主要问题是砂型内的空气不能顺利排出，铜水流动性不够，不能流到每一个角落。文字、图案越复杂、细小，铸造效果越差。为防止盗铸制钱，清政府对铸钱工人严格控制，禁止技术外流，所以，民间工匠的技术水平更低。乾隆十八年南丰县查获一桩盗铸制钱案，案犯邓集风父子是职业铜匠，以铸造香炉、花瓶为业。他们私铸铜钱252文，破烂不堪行使的就有94文，废品率高达37%。窥豹可见一斑。书版与铜钱都有文字，技术上更接近一些。铜钱上只有4个字，而书版上的字数以千计，更比钱文细小，铸造书版所需技术远高于铸造钱币，即使有1%的文字残缺不全，铜版也无法用来印刷，所以，铸造那种字小行密、每页有大量文字的铜书版，以清代民间的铸造技术，难以实现。
　　对雍正八年出版的书来说，尤有不可能使用铜版的理由，因为那正是实行铜禁最严格的时代。铜是制造货币的材料，民间用铜往往会销毁制钱，所以历代都有禁铜法令。康熙十八年就规定禁止铸造铜器。民间必用之物五斤以下，准许造卖，此外铜器一概禁止，犯者按律治罪。此后禁铜政策一直实行，雍正间达到高潮。自雍正四年九月初七日到五年九月二日，短短一年间，雍正连续颁发六道上谕，禁止民间使用铜器。要求除三品（后来改为一品）以上官员可以使用外，其余人等一律不得使用、打造黄铜器皿，否则重处。在这种情况下，书商会冒着犯罪风险，做高投入低产出的赔本买卖，制作铜版印书么？
　　既然上述书都是木版印刷的，那它们为什么要号称“铜板”呢？这也不难解释。所谓“铜板”，只不过是广告用语，声称书中内容来自历史上的“铜版”，准确无误而已。我国历来有政府提供儒家经典标准文本的好传统，早期是刊刻石经，如汉熹平石经、魏三体石经、唐开成石经等，作为标准文本供学子校对之用。至五代晋天福间，始有所谓“铜板九经”，替代石经作标准文本。天福“铜板九经”的版和印成品都没有流传下来，但是书坊在出版五经四书读物时喜称“铜板”，即其书与“铜板九经”校对无讹的传统却历经千年，一直保持到清末。科举考试的内容长期不变，为其服务的出版业也随之僵化，“铜板”之说，可算我国古代书业广告的活化石了。 责任编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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