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与辨伪求真

古籍是古人遗留下来的文字记录，这些文字记录的内容必须符合事实，并须有明确的时代和作者等，事实上这些基本要求常常不能满足，这样的问题是整理古籍者会时常遇到的。远在战国时期，这个问题就受到重视了。如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简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武成》是《尚书》中的一篇，记武王伐纣事，孟子认为其文写得过于夸张，不可尽信，所持理由虽然主观性较强，态度是可取的。东汉时班固着《汉书·艺文志》，明指一些古书为后人托名之作，如杂家，“《大禹》，三十七篇，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农家，“《神农》二十篇，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农耕事，托之神农”。后世各代都有人指出一些古书名实不相符合，认定是伪书。清代的姚际恒所着的人，即称为《古今伪书考》。民国时期，梁启超着《中国历史研究法》，着重发挥辨伪之义；又着《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在总论中系统地论述了战国以来从事辨伪的人和着作。又张心微着《伪书通考》，把过去有关辨伪的书和事都集合起来。当时辨伪的风气盛行，成为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许多古书的伪托之迹都被揭露出来。这原是一件大好事，而由于工作中的某些偏差，却得到了相反的效果(详见下文)。又因辨伪是一项细致深入的工作，一般人既缺乏认识，更无此功力，于是视辨伪工作为可有可无之事，因而许多伪书反在古籍整理的名义下，散播流传起来，成为批判地接受和发展传统文化的重大障碍，本文只能原则性地指出一些要点，细节则旧日的辨伪之书多有论述，今可从略。            往日学者所做的辨伪工作，最大的偏差是只辨明了古籍的内容与作者的时代不合，或与作者的思想事迹不合等，便定为伪书。这样做的结果，许多极受尊重的古籍显露了原形，使一些人产生了失落感。如经书是历代最受重视的，其中的《尚书》称为《古文尚书》者二十五篇，被证实为伪书，《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其中也有一部分为后人所作，并非当时人的纪录。《易经》中的十翼，相传为孔子所着，终被证明为秦汉时人的作品。《周礼》一书，向来认为是周公制礼作乐的成就，经多方面证明，其成书时代不能早于战国时期，与周公无关。我们一向是以有五千年文明古国自豪的，其证据即在有许多古书记载，忽然大部分被证明是伪书，产生失落感是不难理解的。其实从考古的发现看，我国的古代文明不止有五千年，不过不是伪托的古书所说的那个假象罢了。原来古书辨伪是一项革命性质的工作。革命工作，一般要分为消极性的破坏和积极性的建设两个阶段。辨伪必须打破旧的体系，正是破坏性的工作，重要的是必须继之以求真的建设性的工作，在辨伪之学盛行的时候，这一点便未做到。如梁启超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总论部分共分五章，其中一至四章，详论辨伪工作的必要、伪书的种类和来历及辨别伪书的方法等，并历述了辨伪学的发达情况。只有第五章是对伪书的评价，内分四点：(1)保存古书；(2)保存古代神话；(3)保存古代制度；(4)保存古代思想。这部分略具辨伪的积极意义。总论部分共六十八页，第五章只占二页稍强，与前四章的比例是33:1，轻重之间极为明显，在读者的思想上产生失落之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考辨伪书既缺乏建设性的求真工作，对于论定为伪书者，不知如何运用，惟有置之不顾，形同弃物。如《古文尚书》二十五篇被论定为伪书后，在清代学者便只讲《今文尚书》二十八篇，甚至科举考试也不从《古文尚书》中命题。其实伪书的焦点是名实不相符合，当把名实求得一致的时候，伪书仍然会起到真书的作用，如伪《古文尚书》是魏晋时人作的，冒称为夏、商、周时之书，自然是伪书，在确定其为魏晋时人所作的事实后，其书会提供许多有价值的资料，这时就不能视为伪书了。如《五子之歌》为骈体韵文，与魏晋时期的文风一致，便是文学史上的绝好资料。又如《武成》篇：“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按“方夏”一词，在汉代以前绝不见使用，而是魏晋时期方通行的。笔者发现此情况后，和顾颉刚老先生谈到时，顾老高兴地说：“这是伪《古文尚书》晚出的一个铁证，闫若璩等还未见指出来。”更为重要的是，伪《古文书》与伪孔安国《尚书传》，和王肃的经说多相一致，原来汉代的经学占据了学术主流，而汉末的郑玄成为垄断经学地位的大师，王肃要和他争夺经学大师的地位，伪造经书和传注是一个省事而有力的手段。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些书，便都是可宝贵的真实资料，而不是伪书了。            古籍辨伪另一个重大的偏差是推广工作不够，被论定的伪书只为少数人所了解，多数人未能接受，甚至不为多数人所知，而传统的影响又根深蒂固，以至一班人对于伪书伪史不加辨别。如“三皇说”，在古代原无其事，不过是战国秦汉以来人的设想。远古时期原为部落林立的状态，当时只有单独活动的部落或部落联盟，没有三皇那样的统一朝代，从远古的传说和现代的考古发现，都可以充分证明。后人习惯了统一的朝代，于是把远古时期也说成为统一的朝代，一些伪书和伪史由此产生出来。这些伪书和伪史，常常附会一些古代传说中实有的时代和人物，如伏羲、神农、黄帝、炎帝、太昊、少昊、颛顼、祝融等，将他们列入三皇五帝的系统，构成一套完整的历史假象，这是根本不符合古代史实的。而为历史假象所附会的古代传说，其中常常包含了一定的史实素质，应该受到重视，所以要与历史假象严格分开。历史假象，对于研究古代历史是一无足取的，而在研究古代史学史时，则可以说明古代史学如何走了弯路，就是变无用为有用了。            伪书伪史能够长期存在，有两个重要条件，主要是其内容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其次则一般人的童蒙好奇，也起了很大的助长作用。如伪《古文尚书·大禹谟》有四句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个字成为宋代理学家的理论核心，称为尧舜禹三圣传授心法的要诀，他们对于《古文尚书》虽有所怀疑，而始终不敢定为伪书，到清初发生了汉学与宋学之争，伪书之案方为汉学家所论定。至于一般人的好奇心理，如历代君王多有异常的传说，秦始皇被说成为吕不韦之子，晋元帝被说成为小吏牛金之子，元顺帝被说成为宋德佑帝之子，清乾隆帝被说成为海宁陈氏之子，虽为捕风捉影之谈，而流传不绝。明建文帝之出亡为僧的传说，其产生之迹更为明显。明英宗正统年间，僧人杨应祥冒充为建文帝，事败被诛，而建文为僧之传说则因之而起。《从亡录》、《致身录》等伪书随之而出，《传信录》则称明宣宗为建文之子，宣宗生于建文元年，附会之说盖由此而起。可注意者，这些荒唐的说法，虽为识者所斥，而流行自若。《明史》绝不言其事，而《明史纪事本末》则照录其文，《致身录》等后世且多翻刻。这类书绝无史料价值可言，惟可以说明其传说与流传乃对建文帝有同情怀念之意，及某些人之童蒙好奇而已。            在整理古籍的辨伪工作中，由于消极性占了重要的成分，加上所引起的浓厚的失落感，以至一些人产生了反感，不仅不重视求真的工作，反以为辨伪是多余的，不必要的，于是谬误的说法依然流传于世。如有些刊物列举我国古代许多第一的纪录，其中一项是关于日蚀的记载，以《尚书·胤征》之文为证，说是夏代仲康时期之事。其实《胤征》是伪《古文尚书》，不足为据，其文原出于《左传》(昭公十七年)，并未言明为仲康时之事。梁启超曾指出一些西方学者上过《胤征》篇的当，说这些人不明伪书的真相，“可笑亦可怜也”（《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第二节《鉴别史料之法》）。可是我们自己的人，远在梁氏着书之后，还要犯这样的错误。            古籍整理，近年来在国家领导同志的重视下，经多位学者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出版了一些有价值的古籍，不过一般的形式只是标点校勘，加上一篇前言或出版说明，很少作进一步的探讨。甚至有人说，辨伪求真是研究工作，不在古籍整理的范围之内。点校与注释为治标之事，辨伪求真方有利于古为今用，目前的形式显然有所偏重，不利于古籍整理工作的发展，这是应该予以重视的。            以上原则性地指出辨伪求真的重要性，下面谈一点具体的问题。过去整理古籍注重辨伪求真，主要是在经学分为今文与古文学派开始的。经学自汉代以来据有学术思想的主要地位，而分为今文学与古文学二派也是从汉代开始的，今文学派最先立于学官，由博士主管，古文学派后起，要争立学官，于是二派以所持经书的真伪发生了争论。今文派说古文经是伪书，古文派则说今文经残缺不全，不如古文经齐备。二派的争论，钱玄同先生有一个有趣的比喻，《聊斋志异》中有一个故事，两个女人同时和一个书生要好，于是互相攻击，在互相揭底中显露出真相，原来一个是鬼，一个是狐狸，都不是人。            关于经学和今文与古文学派的争论，我们都不必参与，应重视者则有二点。其一是所依据的经书确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不因其与经学有关而被否定，尤以二派争论最激烈的《周礼》、《左传》和《尚书》三部经书，关系最大。《周礼》一书，古文学派说是周公辅政致太平之作，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但其书记载了古代社会、经济、风俗、制度等许多方面的重要资料，这是其他古籍不能与之相比的，作者的主名和时代，都难考定，约略计之，决不在战国以后。其书原名《周官》，刘歆改称《周礼》，今文学派便称为刘歆伪造。不免为过甚其词。《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是配合《春秋经》而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经》以鲁国之事为主，《左氏春秋》则扩大到列国之事，形式上仍以鲁君纪年，而非阐释经义。所以今文学派谓“《左氏》不传《春秋》”，这是对的。《左氏春秋》改称《春秋左氏传》也始于刘歆，今文学派便坚持刘歆伪造之说，同样是过甚其词，不须详辨。关于春秋时期及其前的历史，《左氏春秋》是最重要的资料宝库。            《古文尚书》的情况，与《周礼》和《左传》二书的性质不同，其书为魏晋时人所作，伪托为西汉时孔安国得自孔子的故宅中。作者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将战国以前各古书引用的《尚书》原文都收集起来，按照儒家思想，用《尚书》的形式，编写为虞夏商周之书，实为有意作伪，而很能以假乱真。为了解开其伪造之迹，经学家费了很大的精力，逐字逐句进行了分析，于是发展成为考证之学，这套方法是我们应予以重视并保持下来的另一个重点。伪《古文书》的内容不能用以证史，本文上篇所举夏代日蚀之例，就使很多人受其愚弄。而在说明汉魏间学派的关系方面，则为很好的直接史料，也就是伪书起到真实的作用了。            以《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为真者，乃就其确为伏生所传而言，《尚书》的本意为古代史官记言之书，据此权衡，则《今文尚书》中之《虞夏书》与《盘庚》篇以前各篇都不是古代史官所记，其中一部分为后人改，一部分为集合传说以成书。传说与史实虽有距离，而常有踪影可寻，如《尧典》中有个政治地位很高的四岳，他向尧推荐鲧治水，九年无功，后来又向舜推荐禹为司空以平水土。其实四岳是禹治水的助手，其政治地位是因治水成功得到的，传说将他的时间提前，但仍与治水有关系，可见传说在演变中仍保留着史实的形迹。这已入于专题研究的范围，在古籍整理中不必深论。在《盘庚》以后的各篇中，也有明显存在着真伪问题的，如《洪范》、《金滕》等篇，性质都比较复杂，由此可知古籍整理工作的复杂性，不可轻率对待之。《今文尚书》之伪多出于传说演变，与《古文尚书》之有意作伪者，性质不同，在适当的条件之下，仍可有证史之用。            经学现在已如僵尸，但经学所依的经书，是极重要的古史资料，因今古文派互相揭短所建立的考证方法，也是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这是应受到重视的两点。不仅如此，在繁杂的注疏方面，也保存着重要的史料，如赵翼在《廿二史记》中 (卷15《魏齐斗秤》)据《左传正义》(定公八年）指出：“魏齐斗秤于古二而为一。周隋斗秤于古三而为一。”就是很好地利用了注疏的资料。如果讲经学史，这更是不可忽视的直接史料了。所以古籍整理不要以圈圈点点自限，而要重视原书的真义，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责任编辑：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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