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钧窑月白釉鼓钉三足水仙盆;成交价:RMB 5,074,425;尺寸:22cm;拍卖公司:香港蘇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成交时间:2019-04-03。
此类水仙盆,亦称「鼓钉」洗,其胎骨厚实,器形稳健,釉质肥润如凝脂,呈色月白,器沿釉薄而渐趋透明,色泽变幻至臻至美,是为钧瓷显征。本品釉色微蓝朦胧,彷若苍穹,内见蟠屈粗纹,谓之「蚯蚓走泥纹」。钧釉水仙盆自烧造伊始,便备受推崇,所出器形比例、釉色不一,见于世界顶级公私收藏。
此类钧瓷质量卓然,其烧造年代素具争议,众说纷纭,以北宋、元末及明初论为主流。近钧窑遗址处地表发掘一「宣和元宝」钱范残器,由钧瓷土制,可视之为北宋一说之实证,备受专家认同。然于禹州(2005年)及深圳(2006年)学术会议,钱范之年代却遭质疑:其一,钱范与本朝元宝实物不符;其二,钱范背面还铭有前朝之伪款。此非议一出,北宋之说似不足为信。上海博物馆就钧瓷碎片进行测试,指其年代当为元末或明初。此外,可见一最新发掘之钧壶例,器形与明梁庄王墓(1441年)出土之金壶甚为相似,此亦可视为明钧之左证。
大量钧窑水仙盆后刻殿名,以分辨其所贮之地,多属两岸故宫清宫旧藏。然清宫旧藏乏元代遗存,难以为元朝一说作证。以此观之,明初一说更为贴切,相若钧窑花盆或受命于上,为永乐帝为其新都皇宫专门定烧。再者,此类器皿未见于明以前之绘画或文字记载,而明初景德镇所制青釉瓷盆与之器形相仿,可作旁证,见宣德地层出土例,展于《景德镇出土明宣德官窑瓷器》,鸿禧美术馆,台北,1998年,编号39。
可比较一相近之水仙盆例,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图见《钧窑雅集:故宫博物院珍藏及出土钧窑瓷器荟萃》,北京,2013年,图版94至96、113、115及116,此书同录钧窑遗址发掘之残器例,图版97、98,以及一修复例,禹州市出土,图版114及页343之图12-1、12-2。另比较钧窑玫瑰紫釉花盆二例,属台北故宫博物院雅蓄,图载于《故宫藏瓷大系:钧窑之部》,台北,1999年,图版32及33。
此类花盆底部多以数字为记,从一至十,或示尺寸。见一「四」字款例,W. Kilgenberg 博士及 Reach 家族旧藏,展于《Chinese Art from the Reach Family Collection》,埃斯卡纳齐,伦敦,1989年,编号24,售于香港佳士得1997年4月28日,编号696,后两度售于苏富比,分别为香港2000年5月2日,编号590,及伦敦2015年11月11日,编号81。再参考赵从衍典藏天蓝釉例,售于香港苏富比1987年5月19日,编号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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