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隶书《四言联》

杨度隶书《四言联》，尺寸 320×1850px×2，创作年代 1929年作，估价 RMB 　180,000-200,000，成交价 RMB 　6,095,000 ，专场 钱化佛作品暨“万佛楼”藏画专场，拍卖时间 2013-12-05，拍卖公司 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会 2013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款识：万佛楼主人正。己巳季秋，杨度。钤印：杨度。

杨度（1875年1月10日—1931年9月17日），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清末反对礼教派的主要人物之一。湖南省湘潭县姜畲石塘村人。

戊戌变法期间，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的维新思想，反对帝国主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主编《中国新报》，发表《金铁主义说》，主张君主立宪。同年，杨度又写《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文，与梁启超的《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一起上奏。第二年，清政府将政治考察馆改为宪政编查馆，杨度任该馆提调，参与沈家本主持的修律工作。宣统二年（1910年），清资政院会议期间，杨度指出中国必须在法律上消除家族的各种特权，国家和人民之间，是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对人民要有“教之之法”和“养之之法”，国家要给人民以“营业、居住、言论等等自由”，人民“对于国家担负责任”。这一名为“国家主义”实质上仍是“金铁主义”的法律理论，遭到以劳乃宣为代表的守旧派的抨击。

从清末到民初，杨度始则反对共和革命，继则参加袁世凯的复辟活动。他的君主立宪救国理论在实践中处处碰壁，最后彻底破产。五四运动以后，工农革命运动使他看见了中国的未来。他长期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接触，世界观也有了根本的转变。1929年秋，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党的批准，成为秘密党员，为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1931年逝世。

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可谓“朋友”遍天下，而较早进入杜月笙视野的重量级人物杨度，却与他有着一段不同一般的交往经历。

早年的上海坊间流传着不少“杜氏名言”，其中有一段颇为与众不同，他说：“别人存钱我‘存’交情；锦上添花的事情让别人去做，我只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不难看出，这位民国时期称雄上海滩的黑社会老大，虽然结交三教九流无数，但他也颇会抓住机会，利用各种手段去接近、认识、笼络、礼遇文化名流。较早进入杜月笙视野的就有杨度。

杨度，字皙子，1874年生于湖南，是清末民初时期有着传奇经历的社会活动家和国学家。1928年初，54岁的杨度南下移居上海，以卖字和为人撰写碑文及墓志铭为生，因为杨度以汉隶和魏碑书法见长，文才出众，故慕名前来索字者络绎不绝，酬金还算丰厚。杨度初到上海，寄居在旧识陆冲鹏家。陆和杜月笙是至交，于是因这层关系，杨度和杜月笙相识。杜月笙对杨度甚为恭敬，尊之为师长，首次见面即将他聘为杜公馆的顾问，奉为上宾。

杜月笙自出道之后一直有块心病，他感到自己贩卖鸦片、开设赌场起家的经历毕竟不光彩。杨度的出现，让杜月笙眼前一亮。于是他常常请杨度为他书写条幅，或题写诗词，悬挂在杜公馆大厅里，供来往宾客观看欣赏，他每月送杨度500元车马费，供其用度。为了改变杨度住无居所的窘境，杜月笙慷慨地将法租界薛华立路155弄（今建国中路瑞金二路附近）一幢洋房提供给杨度一家三代居住。

杨度到杜公馆后显露的第一手就是为杜月笙的大管家万木林改名。万木林是杜月笙的姑表弟，他出身贫寒，一字不识，还不如上过四个月私塾的杜月笙，是个货真价实的“睁眼瞎”。也许当初给他起名的算命先生认为他命中缺木，故给他起了个木林的名字，可惜的是，“阿木林”在上海话里是“笨蛋”“傻瓜”的骂人话。万木林见到杨度后，就央求表哥杜月笙请杨度帮助换个好听的名字。这对杨度来说很简单，他知道上海话里“墨”和“木”发音近似，就把“万木林”改成“万墨林”，一字之改竟让原先被人当作笑料的名字充溢着一股书卷气，杜万二人都非常满意。

杨度早年在日本期间，因担任留日学界领袖而结识曾倡导维新变法的梁启超。两人在一起讨论救国之道时，梁启超曾经立下一个宏愿，要以他的新史学观点，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闲居上海的杨度惊闻梁启超于1929年1月去世的噩耗，不禁产生想完成梁启超编著《中国通史》遗愿的念头。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杜月笙和陆冲鹏，意在征求他们的意见。

杜月笙虽然认识不到编史的重要性和艰难程度，但为了帮助杨度了却心愿，就和陆冲鹏商定，他们俩提供经济援助，并不遗余力地帮助杨度搜集包括各地州府县志在内的文献典籍，鼓励杨度完成这一鸿篇巨制。

杨度拥有浩瀚资料之后便开始潜心编纂。过了一段时间，他感到法租界内环境嘈杂，干扰他的著述情绪，于是提出希望另换一处清净之地。为了表示对文化人的敬重，杜月笙对杨度的要求言听计从，他和陆冲鹏商议，决定让杨度搬到镇江郊外陆家建造在山中的一幢别墅里继续从事编撰工作。在镇江潜心于典籍一段时间后，杨度又以深居简出的生活过于寂寞为借口，带着已经完成了一半的《中国通史》文稿下了山，跑到他曾经担任山东督军府总参议期间居住过的济南，不久他又返回上海。杨度版的《中国通史》最后有始无终，好在对著书立说一窍不通的杜月笙也并不在意。

1930年，杜月笙斥资买地，在浦东高桥老宅大兴土木建造宗祠。在建祠之初，他就延请国学大师章太炎为其修订家谱、撰写《高桥杜氏祠堂记》，同时为了保证开祠盛典的顺利进行，成立了庞大的办事机构——八大处，即文书处、总务处、警卫处、卫生处、庶务处、筵席处、会计处和剧务处，杜月笙特别倚重杨度，聘任他为位列八大处之首的文书处的主任，由他率领其他七位名流组成“资望之高、阵营之强、令全国瞩目”的最强秘书团队。杜月笙一句“借重皙子兄大才”，杨度便替杜月笙奔走策划，他亲自撰写了一篇《杜氏家祠记》，并请清朝遗老郑孝胥挥毫书写，作为他们两人献上的一份厚礼。在这篇《杜氏家祠记》中，杨度把杜月笙写成颇似司马迁《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中的人物：“其行谊如古之游侠者流，慷慨好义，重然诺，能与人共患难，轻财货而重交游……”在杨度笔下，杜月笙是一个为“侠”而“儒”的形象。杨度唯恐分量不够，又构思写了一篇《杜氏家祠落成颂》，并刻石立碑，最终觉得还不够尽兴，再编撰一副楹联。

杜氏祠堂于1931年6月9日举行奉祖人祠仪式，10日举行落成典礼，三天庆典共有十万之众参加，盛况空前。杨度在杜祠落成典礼前三天就搬到高桥办事处住下，他尽心尽责朝夕忙碌了六七天，尽管杜月笙对他照顾有加，但他终究是57岁近花甲之年的老翁了，又有宿疾肺病在身，杨度在祠堂落成典礼一个礼拜后，旧病复发，回到法租界洋房三个月后，于1931年9月17日，溘然长逝。

在杨度生前，上海有些小报曾登载过他是杜月笙徒弟的消息。杨度对传闻不以为然，曾经自嘲地说道：“我一没有递过帖子，二没有点过香烛，我称他是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只是靠卖字画的‘清客’而已。”难道杨度真的仅是杜氏门下一位清客吗？

杨度逝世后，中国几十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的成立，在漫长的岁月里，杨度晚年在杜家当清客这段往事被历史蒙上了一层尘雾，直到1975年冬天，才被周恩来总理在临终之前拂去尘垢，揭开了他的真实身份之谜。

早年间，杨度曾主张中国应走君主立宪道路，辛亥革命前，他曾拒绝过孙中山合谋共事的邀请，后又为袁世凯复辟称帝效力，发起并组建筹安会，被北洋政府以“帝制祸首”通缉。直至1918年3月，北洋政府以“时事艰难，人才难得”为由，对其实行特赦。洪宪帝制的失败，杨度的政治生涯也终结了。在天津避难时，杨度开始研究佛学，由于杨度从此不再在政治舞台上亮相，世人便忽视了他之后的思想转变。

经过深刻反省，杨度终于认识到君主立宪制不适合中国，他勇于承认错误，并决定履行1905年在东京与孙中山的约定。当年他对孙中山说过：“将来我如果失败，一定放弃我的主见，跟随先生。”杨度表示愿以劫后余年来为革命事业出力，协助对孙中山先生完成民主革命，以救中国。由于种种原因，杨度在组织上没有加入国民党，但他在为国民党工作之际，于1922年9月在上海拜见孙中山时，第一次偶遇共产党人李大钊，此次是李大钊专程去上海会见孙中山，商讨“振兴国民党进而振兴中国”的问题。是年秋，杨度在北京再次见到李大钊，杨度在五四新文化时期阅读过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过的许多文章，对李大钊早已产生敬慕之情。这次重逢，李大钊对杨度说：“海上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经过频繁接触和多次深淡，杨度表示愿意为共产党做些有益的工作。

1927年4月5日，杨度获得重要情报，即张作霖决定对共产党人开刀，并准备逮捕已经在苏联使馆兵营避难的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他迅速派长子杨公庶去通知章士钊让其赶紧转告李大钊离开苏联使馆。后来当得知李大钊等人被捕的消息后，杨度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去面见军阀张作霖，郑重提出应将李大钊等人移交地方法院审理，旨在争取时间使李大钊等人不致被速判、速决。为营救李大钊，杨度一方面借重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竭力周旋，一方面毅然决然地卖掉在北京的公馆，用卖得的4500元大洋千方百计用来打点营救，同时奔走呼号，发动社会各界名流和进步人士参与援救。4月28日，李大钊等20位革命志士被施以绞刑杀害。李大钊的牺牲，让杨度认清了北洋军阀的反动本性，也被共产党人坚持真理、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所感动。他与妻子徐粲楞商量后，卖掉北京家里值钱的首饰，变卖了在青岛的房产，将所得现金全部用来救济死难者家属。挚友李大钊的牺牲，唤醒了杨度救国救民的赤诚之心，为其晚年重要的人生转变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移居上海的杨度把剩余的钱都捐给了由鲁迅等人在上海倡议组建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由郭沫若为首的社会名流发起成立的“中国革命互济会”，因为他发现这两个组织是坚持正义的进步团体，就坚持不懈地捐款资助。

杨度担任杜月笙顾问期间，曾与湖南同乡、中共党员王绍先来往。王绍先与时任中共中央特科二科即情报科科长的陈赓有亲戚关系，他经常通过陈赓搞到一些进步书刊带给杨度阅读，还在和杨度聊天时经常有意识地谈到陈赓。杨度对陈赓早有耳闻。1925年国民革命军东征讨伐陈炯明时，陈赓冒着生命危险，背着蒋介石跑了几里路，救过蒋介石的命。杨度嘱托王绍先帮忙牵线，想和陈赓见面。

在陈赓眼里，杨度是个“封建余孽”，但学识渊博。他犹豫不决之际便请示周恩来。周恩来当时是党内隐蔽战线斗争的最高领导，他认为杨度熟悉当代中国的政治情况，又担任杜月笙的顾问，交际面广，容易获得有价值的情报，以便我党掌握敌人动态，同意与之联系。于是陈赓奉命与杨度交往，在王绍先陪同下来到杨度家里，希望杨度能为中国共产党做些工作。杨度当即表示愿意为中央特科收集和提供情报，并郑重表态：“为了挽救中国，愿尽一切力量为共产党工作，愿以当时的社会地位、身份、关系，为党贡献情报。”1929年秋，因为对中国共产党忠诚、为党提供大量的情报、贡献突出，经周恩来批准，中央特科潘汉年介绍，55岁的杨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央特科建立的范围广泛的情报网成员，专门在敌人营垒里为共产党收集情报。

杨度利用杜月笙的私人顾问的特殊身份，以受到杜月笙的器重、尊敬为掩护，大范围、多方位地与上海社会各界人士结交来往，在茶馆、酒楼、牌桌，或者影院、剧场、宾馆等娱乐场所的应酬游乐中，收集来自黑白两道、军政各界的各种情报，然后通过秘密渠道及时转送给单线联络人潘汉年。后来，党组织又指定在上海文化界从事地下工作的夏衍接替潘汉年与杨度单线联系。起初，由于地下工作的纪律要求，夏衍不问也不知道这位情报员是何人，只晓得这位很绅士的长者是个秘密党员，不需要参加党内的组织生活。根据组织规定，夏衍每月与杨度联系一次，杨度把情报装在用火漆封印的信封内交给夏衍。月复一月，两人相互熟悉之后，当杨度亲口告诉他“我就是杨皙子”时，夏衍惊愕了，自己负责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竟然就是当年帮助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杨皙子杨度。

尽管杨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事十分隐秘，但党内高层有数的几位领导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是知晓了。有人认为杨度是一个复辟封建帝制的极端保守分子，一个研究佛学的有神论者，怎么可能信奉马列主义，怎么可能为人民大众服务呢？有人对杨度持不信任态度，并怀疑他的入党动机。杨度听说后，颇为生气地对夏衍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事实正像杨度说的，入党后，杨度意识到工作的危险性，就将年迈的母亲送回湖南长沙，他已经做好了随时为革命献身的准备，同时还发动和依靠妻儿帮助自己工作，凡遇有重要而紧急的情报，自己又临时脱不开身时，杨度就让妻子徐粲楞或女儿杨云碧，以假装外出购买日常用品的方式，及时将情报交给地下党组织。

一生精明的杜月笙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为了感情投资而无偿提供给杨度一家居住的洋房，在杨度生命的最后两年里竟成了共产党人的避难所。其实，当时杨度也是为了便于为党组织做情报工作，才接受了杜月笙这般慷慨大方的安排。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三科科长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陪同他去武汉执行任务的董健吾随即被出卖。董健吾大革命失败后加人中国共产党，是中央特科的成员，平时以圣彼得堂主持牧师的公开身份作掩护。身份暴露后，董健吾冒着生命危险日夜兼程潜回上海向组织报警。为了躲避敌人的疯狂搜捕，周恩来安排他到杨度的家里住下。薛华立路这幢洋房因为是杜月笙名下的房产，敌人压根就没有怀疑这里，法租界的巡捕甚至还负有保护其安全的责任。董健吾在杨度家一住就是几十天，一直等大搜捕结束后才安全离去。像董健吾一样，有许多同志在党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的危急关头，得以在杨度家隐藏并妥善转移，杨度家在我党地下工作者的心目中成了一座安全岛。

晚年的杨度和周恩来成了莫逆之交，杨度对比自己年轻二十多岁的周恩来十分敬佩，开口翔宇兄，闭口伍豪兄；周恩来对杨度也非常信赖，他对杨度说：“皙子先生，历史会替你说公道话的！”

作为中央特科秘密党员的杨度，在他一生的最后两年，利用在杜月笙身边的特殊身份，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为党的事业做了别人难以替代的秘密工作，然而，他的工作属于中国共产党的特别机密，在他生前极少有人知情，所以在他病逝之后，隐蔽战线的这段历史被尘封了40多年之久。直到1975年的某个冬日，被病魔折磨得经常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周恩来总理，当神志稍微清醒时，把秘书叫到病床前，嘱咐秘书转告有关部门负责人王冶秋这样一件事：“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请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词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三

杨度这段鲜为人知的重要经历本该早就公之于世，然而新中国成立不久，由于潘汉年同志过早地被错捕并长期被关押，当年中央特科领导秘密党员开展对敌斗争的英勇事迹也随之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甚至遭到屏蔽，即使与杨度曾单线联系的夏衍同志，也因政治环境和自身遭遇所限制而无法道出真情，只有亲自批准杨度入党的周恩来，始终牢记着杨度的贡献，在默默地等待着合适的政治气候和时机。

1978年7月30日，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在《人民日报》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中将杨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内幕向世人公布，夏衍和曾是中央特科成员的李一氓等人随后也遵从周恩来的嘱告，分别在《人民日报》发表专文，介绍杨度晚年为中国革命作出的独特贡献。当我们翻开《辞海》，可以看到在“杨度”这一词目的最后赫然写着：“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

杜月笙于1951年8月16日在香港病逝。留沪的杜维翰得到其父死去的消息后，找到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希望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讣告。潘汉年经过请示，上海的《新闻日报》刊载了讣告，共产党人宽广的胸襟令杜月笙的家属和门徒们深为感动。杜月笙至死也不知道，受到自己隆重礼遇、为自己效劳了三年之久的杨度的真实身份。他一直认为杨度是为祠堂落成典礼操劳而累病致死的，对此还颇有负疚之情，殊不知当时的杨度鞠躬尽瘁，为的不是他杜月笙，而是肩负重任，心早已系念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了。杨度生前为自己撰写了一副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以此来表明自己的一生经历。

杨度原被安葬在上海江湾公墓，后上海沦陷，日寇要在江湾修建机场，勒令迁坟，故他的墓地移至西郊。十年浩劫，杨度墓不幸被毁。1978年，杨度墓在上海虹桥路万国公墓重新修复，“湘潭杨皙子先生之墓”的旧碑石矗立在新墓前。考虑到后人大多不知“杨皙子”是何许人，政府有关部门特请赵朴初题写“杨度之墓”，放置在旧碑石之前，并刻上200多字的杨度生平碑文，供世人观瞻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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