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苏轼《潇湘竹石图》

中国美术馆珍藏的苏轼《潇湘竹石图》，采用长卷式构图，展现湖南省零陵县西潇、湘二水合流处，遥接洞庭巨浸的苍茫景色。整幅画作以潇湘二水的交汇点为中心，远山烟水，风雨瘦竹，近水与云水、蹲石与远山、筱竹与烟树产生强烈对比，画面极富层次感，让人在窄窄画幅内如阅千里江山。

       苏轼对画竹有自己的一番理论，他所绘墨竹仰首向上，少有竹节。米芾曾经问：“何不爱节兮？”苏氏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苏轼认为，“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而此理）非高人逸士不能辨。”他主张画家要画的是精神，而不是外在。苏轼用自己独具功力的书法功底，在枯木竹石上表现笔意情趣，独创一派，开创了中国“文人画”的先河。林语堂曾经评价苏轼的画作是中国艺术的印象派。

      《潇湘竹石图》卷末端题有“轼为莘老作”五字款识，与东坡文字风格一致。明代庐陵人吴勤考证，画作为苏轼在黄州时（公元1080—1085年）赠予孙莘老的墨宝。吴勤是明洪武初年试经学第一，曾在武昌、开封府授课，后被召入史馆，门生满天下。

　　落款中的“莘老”，即孙觉，东坡同年进士，“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十一月，自广德（湖州）移守吴兴（今浙江省吴兴县）”。孙觉与苏东坡在政治上观点相同，思想也非常接近，后来与东坡一起横遭政治迫害。东坡集里，多有投赠莘老之作。

　　史载苏轼第一次见到黄庭坚的诗文，便是在孙觉府邸，苏轼惊异于黄的才华，孙觉便请苏为其扬名，苏轼大笑：“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去接近别人，别人也会主动接近他，逃名而不可得，何须扬名？”后来，孙觉成为黄庭坚的第一任岳父，而黄虽然与苏轼年龄相近，却始终恪守师徒关系。

《潇湘竹石图》上有元明26家计3000多字的题跋，这些题跋有的叙事，有的赏析，有的仅是发表赞叹之情。近千年来，《潇湘竹石图》辗转保存至今，历代书画鉴赏家功不可没。26家题跋始于元代 ，止于明嘉靖年间，图卷自元代起秘藏于金陵李家近两个世纪未曾流出，今天我们所知的画作流传历史也是从这些题跋中所得。

　　元惠宗元统二年( 1334年)，湖南书画收藏家杨元祥是画作中第一位留下墨迹的文人，十五年前，杨元祥在湘中故家见过苏轼此画，现在湘中故家欲将其出售，杨元祥便引荐南京梁台杜德甫购之，并作题记，至于湘中故家如何得之并未交代。

　　明洪武初年（1370年），梁台李秉中从杜氏手中购得此卷，如获至宝，由李秉中之子李从善重新装裱后藏于家中，李从善从此继承父亲意愿，对此卷“珍藏愈固”。传说梁昭明太子曾到梁台的法清寺楼上读书。后人纪念这位好学不倦、文采斐然的太子，为他在庙旁建筑一座两层楼，门额立匾曰“昭明太子”读书楼，元代改称“昭文书院”，从此《潇湘竹石图》就落户金陵梁台这个地方。

　　明嘉靖三十七年( 1558年)，金陵李家的传人李甲峰携此卷来到江阳，在这里偶遇了年近七十，乞老归故途经此处的明代文学家杨慎（升庵），席间杨慎在画作上留下了一篇赏析的七言跋文，杨慎的墨宝对于《竹石图》无疑增色不少，而跋文本身也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受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小组委托负责整理杨慎著作的王文才先生说：“这在国内现存的升庵真迹墨宝中，首推珍品”。杨慎因为明代的“大礼议”事件，曾被皇帝流放三十年，就在他题东坡画卷时，云南巡抚又奉密谕追捕他，翌年七月，杨慎遂死于永昌(今云南保山)。

　　从明洪武初年李秉中购得此画，传与其子从善，到嘉靖年间李甲峰时已有八代，金陵李家得此画卷，代代相传，视为绝世珍宝，其间近两百年历史，而后画作如何流入市井，又有谁有幸见到了这幅古画，如今我们已不得而知。

到了近代，《潇湘竹石图》的私人收藏者有两位，第一位是北洋军阀吴佩孚的秘书长白坚夫。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白坚夫在北京风雨楼古玩店中买走了苏东坡的两幅传世珍品：一是《枯木怪石图》；一是《潇湘竹石图》。前者是风雨楼主人从一个山东收藏者手中买来的，后者则是风雨楼的藏品。抗战时期，白坚夫把《枯木怪石图》卖给日本人，《潇湘竹石图》成为国内唯一的苏东坡画作。

　　1961年，白坚夫经济困难，决定把《潇湘竹石图》卖掉。他曾专程到上海，却没卖出去，后来又来到北京。白坚夫把《潇湘竹石图》拿给他的熟人、国家文物管理局文物处处长张珩看，但是鉴定过程中有专家认定这是赝品。白坚夫一气之下，卷起画走了。

　　原来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明代杨慎在四川泸州（江阳）除了为《潇湘竹石图》题跋之外，还曾经为另一幅元人临摹东坡壁画的《风雨竹枝图》题跋。两幅画作都下落不明，一些学者误认这两幅图卷为同一幅画卷，否认《潇湘竹石图》为东坡真迹。白坚夫听说沈阳故宫博物院的杨仁铠先生在京开会便找到杨，杨仁铠就推荐他去找邓拓。

　　邓拓是我国著名作家，原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他不仅在新闻、文学、历史诸方面很有造诣，还是位文物爱好者、收藏家和鉴赏家。

　　巧的是邓拓也正在急急寻找这位白先生的下落。一次邓拓从外地出差回来，荣宝斋的画家许麟庐告诉他，前几天一位四川来的老先生曾拿着一幅苏东坡的手卷《潇湘竹石图》来荣宝斋询问价格。由于客人要价较高，荣宝斋一时难筹措到钱，那位客人走了。邓拓于是拜托许麟庐打听这位客人的去向。

　　《潇湘竹石图》在圈子内引起不小轰动，但是画作的真伪却一时成为难题。苏东坡的画迹，从来只见书载，不见画卷。邓拓认为，苏氏的真迹肯定是稀世珍宝，应当弄个究竟。正在这时，画家周怀民告诉邓拓，他家有一本日本出版的画册，其中印有苏东坡的《枯木怪石图》，邓拓立刻赶到周家，一边仔细地端详这张不足一尺见方的珂珞版印刷品，一边听周怀民介绍苏东坡绘画的特点。

　　这一天，画家许麟庐带白坚夫及《潇湘竹石图》找到邓拓。白坚夫的历史背景特殊，鉴于当时的特殊年代，许麟庐只介绍画，并不介绍卖画的主人。展开画卷，“隽逸云气扑面而来，画面上一片土坡，两块怪石，几丛疏竹，左右烟水云山，涉无涯际，恰似湘江与潇水相合，遥接洞庭，景色苍茫，令人心旷神怡。徘徊凝视，不忍离去。”邓拓后来将自己观画时感受写在了《苏东坡〈潇湘竹石图卷题跋〉》一文中。

　　邓拓鉴赏良久，才兴奋地对白坚夫说：“你这幅画我也不能辨别真伪，但它的珍贵是毋庸置疑的，很有研究价值。我虽然十分喜欢，但囊中羞涩，老先生你准备要多少钱？”话音未落，白先生激动地说：“由你保存我就放心了，关键在于我遇到了知音。”邓拓说：“古书记载苏轼流传在世的画迹就只《枯木怪石图》、《潇湘竹石图》两幅。若我能有幸珍藏一幅，乃我的幸事。”

　　白坚夫看到邓拓对这幅画十分看重，认为自己遇到了“知音”，于是价钱很快谈妥，双方同意作价5000元（也有说是3000元）。当时500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邓拓答应当即付给2000元，其余3000元三天内全部还清。为凑足这笔钱，邓拓请来荣宝斋的经理和画师，忍痛从个人存画中挑选出24幅，经画师作价，凑足了3000元。邓拓成为《潇湘竹石图》的最后一位私人藏家。

邓拓购画后旁征博引写出《苏东坡〈潇湘竹石图卷题跋〉》一文，和该幅画一同在《人民日报》发表。他判断，此画创作时间当在11世纪后半期。当时北宋画院尚未成立，以苏东坡为代表的文人画派，运用直接观察的方法，概括客观事物特征，自由写意，不受拘束，在中国画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1964年邓拓请许麟庐帮忙从自己收藏的古画中精心选出包括《潇湘竹石图》在内的144件佳品，经过仔细斟酌，小心押上他的收藏印后无偿捐献给了中国美术家协会。捐赠活动非常平静，没有仪式，甚至没有一纸证书。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成为中国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1984年春，国家文物局组织了谢稚柳、启功、杨仁铠、刘九庵、徐邦达等著名文物专家，对《潇湘竹石图》进行鉴定，确认邓拓保存并捐赠的《潇湘竹石图》是苏东坡的真迹。

（本文节选自《苏轼画作孤本<潇湘竹石图>的历史传奇》，《文史参考》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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