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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书法忧思之一——书而无礼

发布时间:2019-07-03 09:54:27  来源:收藏之家    采编:老藏  背景:

爱之深,方能恨之切。当今中国书法正在迅速发展,如果以“非主流”的冷眼来旁观透视,则可照出当下书法并不美丽的另一面,或可作为同道冰鉴。

  文化自卑

中国人一直善于学习,中国文化几千年来一直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学习中发展壮大。

但是19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是可悲的。中国被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强行纳入了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国的仁人志士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既而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终于从文化上根本感觉不足”(梁启超语),将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归罪于传统文化,于是开展了一场持续一个多世纪的矫枉过正的文化运动。陈墨先生在《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中指出:“20世纪中国的主要文化思潮,或者说‘主流意识形态’,是对传统文学的批判、扬弃、轻视、仇恨与否定。”这不仅仅是文学,也是整个传统文化的遭遇,其直接结果就是我们丧失了文化自信和话语权,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把糟粕和精华一起倒掉,造成了持续几代人的文化断层。

当下书法忧思之一:书而无礼

对于中国书法来说,和西方艺术其实完全是两个体系,互相之间基本没有关系。但是近几十年以来,中国书家在与西方艺术家的文化交流中,我们以获得对方的理解和认可为荣,当对方不能理解中国书法的时候,我们竟然感到焦虑和不安,然后引进西方艺术尤其是美术理论和话语体系,来判读、解构、重塑中国书法,削足适履式地迎合对方,这是典型的丧失文化话语权之后的文化自卑。这种学习本身并没有错,并且勇气可嘉,但是实践证明,学习的后果却是生硬割断了中国书法的“在地性”,泯灭了中国书法的精神内核,及其自身的独立性和独特性。郑晓华先生指出:“文化艺术的‘世界化’是近四百年欧洲艺术的专利……‘世界化’的进程中,欧洲艺术是都以本土的面目直接指向世界的。他们根本没有想过对方的本土特点,先将自己‘修理修理’,然后再往外推。欧洲美术、音乐就是这样从本土的、地域的而变成世界的。”在很多书家眼里,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反而成了沉重的包袱,他们有意愿与先贤并肩,但没有勇气和实力,转而急于挣脱传统另辟蹊径。不少书家把继承传统视作抱残守缺,热衷于移植西方文化炫奇尚异,在国人面前显示所谓创新,希望以此证明无愧于祖先,以此与历代先贤并肩。可惜的是,当今中国书法的最大问题,并不是创新不够,恰恰是继承传统不够。

当下书法忧思之一:书而无礼

郑晓华先生在《学院派书法——书法画:土壤、动机、愿景》中有一段话,虽然是评论“学院派”书法,实际上可以用来指大部分当今书家:“学院派书法从局部语言看,它似乎是保留了原汁原味的中国书法。但是在整体结构上,它是对中国书法进行了‘大卸八块’式解构,把书法剁碎了,再重新拼合。而拼合的手法,是‘现代美术’。所以似乎我们可以说,它比‘现代书法’走得更远,是对中国书法卸胳膊断腿,伤及骨骼了。”

  书法的危机

近几十年来,书法在表面上看来“名家林立,创作繁荣,教育发展”,但是稍微深入观察,不难发现其中危机重重。

一方面高等院校书法教育和书法协会迅速发展,成为推动书法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书法同时却面临相当严重的基础危机,中小学校书法教育以及国民的书写能力全面退化萎缩,绝大部分人丧失了对书法的鉴赏能力。经过有识之士持续多年的不懈努力,教育部2013年印发了《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肯定汉字和中国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把书法作为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手段。这是个良好转变的开始,但是实施起来困难重重,短期之内难以挽回几十年积累的颓势。

书法正在逐渐被从传统国学的土壤中剥离出来,并且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只在展厅生存、纯粹讲求技巧的视觉艺术。经过近30多年来的探索实践,当今书法的主流重新回归深入学习传统,但是这种高举继承旗帜下的学习和教育是片面和偏颇的,绝大多数只注重笔墨技巧和视觉效果,书家知识结构片面,文化修养缺乏,作品内涵苍白,人文精神孱弱,思想情感空洞,这其实是书法的退化和书法美的流失。当今书坛展览书法泛滥成灾,展览书法最大程度回避和清洗了书法的礼仪、文采、用途等要素,只留下了视觉和形式,并且正在一统天下,挤兑了其他书法形式的生存空间。

当下书法忧思之一:书而无礼

  不学礼,无以立

在中国古代,“礼”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仪”是“礼”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依据“礼”的规定和内容,形成的一套系统而完整的程序。礼仪几乎囊括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一切典章制度,以及个人的伦理道德、行为准则。《论语》中,孔子对儿子说:“不学礼,无以立”。礼,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为人处世的圭臬和精神脊梁。

美国作家赛珍珠在1938年的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中说:“现代中国作家所写的那些小说,过多地受了外国的影响,而对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财富却相当无知。”这句话在将近100年之后听来,仍然振聋发聩。赛珍珠虽然讲的是文学,但是用来指中国人对待自己的传统,却是再适合不过了。

中国人号称信奉中庸之道,却往往做出全世界最极端的事情来。要不要继承本国传统文化这样的话题,全世界估计也只有中国人才会讨论,并且为此争论了100多年,还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20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处于艰难的解构与重建过程之中,礼制随着旧制度被推翻,被全盘否定和污名化。普通人的衣食住行等一般行为和日常社会活动的礼节仪式,代表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这些也同时被国人轻蔑地抛弃。不可讳言,经过近百年的全民族共同歧视打压和强制清除,如今传统礼仪逐渐被人淡忘,很多同胞还对此怀有快感,“礼仪之邦”令人惋惜地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我们从小在学校中都接受过尊老敬贤、礼貌待人等抽象文明礼貌教育,但是很少有人教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哪怕我们有学礼之心,却少有学礼之途。《论语》说:“质胜文则野。”尽管中国人是善良、真诚的,但是当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细节中,缺乏具体礼仪细节的教育和践行。中国人看起来会让人有粗野的感觉,只是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浑然不觉而已。近年来蜂拥到海外旅游的同胞在当地的表现,无数次反复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袭用西方礼仪,中国领导人到西方访问,要遵循当地礼仪,西方领导人到中国访问,我们也用西方礼仪来接待。在礼仪方面,我们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和成熟完整的礼仪制度。

当下书法忧思之一:书而无礼

《礼记》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孝经》说:“礼者,敬而已矣。”自谦而敬人,是中国礼仪精神的核心。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由此衍生出来的礼仪制度,涵盖了古代中国人社会和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当然也包括书面礼仪。书仪,原本指古代关于公文和书札体式的著作。我借用这个词语,扩大其涵盖范围,用来指“书面礼仪”,就是指中国书画作品,以及信札、日用文书等的书面载体的体式和礼仪。书仪通过内容、材料、字体、格式等要素体现,深刻地展现出书画家的道德修养和文化品位,对作品的艺术价值有重要影响。得体地使用书仪,是文明礼仪的基本要求,是个人修养的重要体现,对于书画家更是须臾不可疏忽的重要文化素质。

孔子谈论礼和乐时,有段非常精彩的话语:“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素;达于乐而不达于礼,谓之偏。”这段话同样非常适合用来评论今天的书法,当今书家对传统的学习和继承是片面和偏颇的,书法被从文化传统和日常生活中剥离,正在被用解剖的、技术的方式大卸八块,成为单纯的视觉艺术。一种传统艺术,只有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鲜活地存在,才能真正具有人文价值,才会辐射出蓬勃的生命力。这里所讲的生活,实际上是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等活动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总和。郑晓华先生指出:“因为书法艺术的特殊生态形式——实用的和艺术的是从来不分离的,应用型的书法未必都能跻身于艺术审美,但高品格的纯艺术书法形式完全可以应用于生活实用。”几千年来书法从来没有脱离生活成为独立的纯艺术,思想、情感、生活、笔墨互相交织、震荡、融合,才会诞生佳作,甲骨文、金文乃至汉碑、摩崖,以及《九成宫醴泉铭》、《颜家庙碑》、《玄秘塔碑》等等历代碑刻,《兰亭序》、《祭侄稿》、《自叙帖》、《韭花帖》、《黄州寒食诗帖》等历代墨迹,无不如此。

缺乏书仪是当下大多数书家和书法的通病。当今书家从年龄层次来看,一些前辈书家对于书仪掌握运用得比较好,越是年轻的越是每下愈况,其对传统文化以及民俗的漠视和无知,往往洋相百出,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

当下书法忧思之一:书而无礼

  书而无礼

当下书法缺乏礼仪,不一而足。对事不对人地分析,具体看有以下几类问题:

一、作品内容不合礼仪,包括称谓、民俗、款跋等方面。

现在的书家酬赠作品时,很多人不懂得如何得体地称呼他人和自己,或者指名道姓,或者干脆回避称谓,赠送他人的作品在称谓上没头没脑。对于贺寿、贺婚、贺喜、哀挽等特殊用途的作品,很多书家不知如何称谓署款。一位名家向同仁邀约贺件为自己贺寿,结果征集到的作品中,相当部分内容和贺寿主题毫不相干,也没有上款。这种作品在礼仪方面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作者极其不乐意应邀写贺件,碍于情面,随便给一件应付塞责了事。更有甚者,有的贺寿作品无上下款无题跋,如同到人府上参加寿宴,衣冠不整,放浪形骸,来去无礼,不与主客交一言。有书法博士用柳宗元《江雪》写作品,用“灭绝”字样给某单位用作成立15周年贺件。有书家在纪念先贤诞辰贺件署款中,自称酒后遣兴,非常轻佻。我的老师马亦钊先生教导我,给尊长写贺件时,字写得差一点可以原谅,但是“板头要搞牢”,这是温州俚语,是指言行举止和书面仪礼务必要得体。

当下书法忧思之一:书而无礼

二、材料选用不虔敬不得体。

传统对于书法材料的选择是非常讲究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重要题材、重要场合,必定选用珍贵的材料,贺喜吊丧等不同情况必定选用合适的材料。材料讲究与否,表现的是作者的身份地位以及态度虔敬与否。近代还有扇庄一行,专门为书家制作各种不同材料以适应不同的题材和用途。当今书家对于材料的运用,有很多不合传统,不得体之处。有书家用旧报纸涂抹作品,用于给先师百年冥诞作贺件。有书家给高龄前辈写贺寿作品,用蓝黑色印泥钤印,这是以前丧家用的,而这个作者本人此时并非丧家,显然他是不知道这个习俗。传统贺喜作品讲究墨彩以浓厚华滋为上,当今有书家用极淡的宿墨写贺寿作品,墨色没有神彩,并非得体之举。展览中拼染好色之风盛行,经常看到有人用黑纸写白字,营造碑刻效果,这种材料选择和颜色搭配传统中是不会轻易用的,尤其不可用于酬赠。

三、漠视字体选择的差异。

《论语·乡党》篇生动记载了孔子在不同的环境和情景中,容色言动、衣食住行,具体表现都是有巨大差别的。“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羔裘玄冠,不以吊。”

这就是不同生活情境中的礼仪差异,同样的道理,古人在不同用途上必然使用不同的字体,历代对此多有论述。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载:“钟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书谱》说:“趋变适时,行书为要;题勒方畐,真乃居先,”明确指出行草和楷书的不同适用范围。科举时代,字体和书体要求更是严格,唐代颜元孙《干禄字书》“具言俗通正三体”。俗字:“所谓俗者,例皆浅近,唯籍帐、文案、券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通字:“所谓通者,相承久远,可以施表奏、笺启、尺牍、判状,固免诋诃。”正字:“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述、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

关于古代字体选用有制度规定,也有约定俗成。启功先生在《古代字体论稿》中指出:“每一个时代,都不止有一种字体……每一个时代中,字体至少有三大部分:即当时通行的正体字,以前各时代的各种古体字,新兴的新体字或说俗体字……从字体的用途上可见一种字体在当时的地位,例如草稿、书信,与金石铭文不同。凡一种字体在郑重的用途中,如鼎铭、碑版之类上出现,即是说明这种字体在当时已被认为合法,可以‘登大雅之堂’。”笼统来说,鼎铭、碑版、题刻、公文等,通常都会选用当时最保守、最严谨的书体。匾额、宗祠庙宇对联等,通常宜用楷书等静态正体(包括篆隶),日用文书、致尊长信札等宜用恭楷,给同辈、晚辈日常书信及日常书写,可视情选用行草书。当下书坛二王书风方兴未艾,崇尚二王书风并没有错,但是片面抬高二王尺牍书风,无限扩大其外延,贬低其他书体,不分对象和场合都使用尺牍行草,就走向过犹不及的反面了。曾有书家为寺院书写对联,用的是狂草,还张牙舞爪地把笔画写到界格之外,毫无持敬之心和清净庄严之相。

当下书法忧思之一:书而无礼

四、格式处理东施效颦。

古代关于书面格式有非常严格的制度规定,对于书家来讲,常见常用的具体有抬、阙等形式,以及款跋中的特殊要求。当今很多书家号称自己深入学习传统,但这种学习仅仅停留在浅层的形式层面,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东施效颦,有很多违反本民族艺术规律的做法,不知道他们是蹩脚地学步西方美术,还是故作扪虱嗜痂的放浪形骸。

章法处理上借鉴尺牍形式,但是丝毫不尊重文字内容之间的逻辑联系和礼仪要求,不管写什么内容,都是任意分段换行,写得七长八短,机械地制造章法的错落,显得非常滑稽和无知。行草作品中还能勉强忍受,楷书尤其是小楷作品抄写一段完整内容,也要生硬分成高低大小错落的多个块面,实在不堪忍受。关于名字写法,古人也有很多不成文的规定。民国时期,虽然已经开始有横写习惯,但是有文化的人还是遵照古礼,在姓名之上采用阙的方法以示尊敬。朱自清致马公愚函就是这样写的。我曾见到有前辈名家在作品中写到前贤姓名,刚好名字错开要另起一行,就撕毁重写,他说否则就是不敬。当下不少书家作品中,把人的姓名错开写在两行的不在少数。

作品盖章方面,书家借鉴传统书画形式,流行在起止等处盖满印章,以求视觉效果,营造“古物”的视觉效果。中国传统书画上的印章,是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作者和收藏、鉴藏者根据特定的规律,先后慢慢加盖自然形成的,这是历史和文化自然积淀的结果。现在书家注意到这个形式特点,做出“形式至上”的片面解读和机械模仿。一件作品刚写好,作者就要盖上十几枚甚至几十枚印章,把留给将来收藏鉴藏家盖章的重要空间统统一次性占据。这样的作品,真不知道让将来的收藏、鉴藏者如何置足?就像一个婚礼,新郎抢着兼任主持人、证婚人等角色,颇为滑稽可笑。还有一种做法,在书法上盖印时,受西方波普艺术影响,一枚印章多次重复盖在一起,组成一个块面,似乎是沃霍尔《玛丽莲·梦露》一画的印章版。或者用一块印材的平板面,盖出一条红色条块用在作品中当装饰,实在是莫名其妙。传统书法中,帝王的作品和匾额题字,会把印章盖在正文上方,现在书家都流行这种做法,如同人们爱穿着皇冠龙袍上街,把这个当做流行以显示品位。

不懂礼仪的书家,哪怕有再好的笔墨技巧,必定是片面偏颇,甚至是粗鄙可恶的。

来源: 美术报  作者: 陈胜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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