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色瓷”探秘(2)

官窑型的天青釉瓷器可看出器类的有碗、盘、罐、洗、炉、瓶、花盆、唾盂、鸟食罐等。内底一般均无叠烧痕迹，碗、盘、洗、罐等器物外底多有支钉痕迹，支钉数以5个居多，少数足缘刮釉，底足露胎。多为拉坯轮制而成，极个别系捏塑制成。胎质细腻，胎色多呈香灰色，与汝窑非常相似。当然这个支钉支烧工艺尽管与汝窑相似，但精细程度无法跟汝窑媲美，汝窑用的是很细的芝麻钉，而越窑的支钉很粗，这与胎料有关。南方的胎料Al2O3含量比较低，一般在百分之十六、十七，最高的也到百分之二十多一点。北方就不一样，含铝量比较高。一般Al2O3含量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甚至到百分之三十五。含铝量高，硬度就大，反之硬度就低。硬度低，如果支钉做得很细的话，就承受不了支撑器物的重量，即使支钉能够承受，器物的胎硬度不够，也是承受不了，所以它必须用这么粗的钉。而这些官窑型天青釉秘色瓷，以前并不被大家所认识，部分器物也确实如李日华所说，被“率以官窑目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修内司官窑弦纹瓶，釉中都是密密麻麻的气泡，与南宋越窑官窑型产品风格一致，其实就是南宋越窑烧的，当然也应该叫秘色瓷。

唐代秘色瓷，五代秘色瓷，南宋秘色瓷，那北宋时候烧不烧秘色瓷？还有一些产品非常精致，包括龙纹、对蝶纹，还有越窑刻单字款产品，如北宋元德李后陵（1000年）“千”字款云鹤纹套盒，辽韩佚墓（995年）“永”字人物宴乐纹执壶，还有最近在辽萧贵妃墓发现的一件注壶，世人都以秘色瓷相待。但这类器物是否是秘色瓷，答案却并不一致。从古代文献对秘色瓷的定义来看，其关注的焦点是形与色，尤其是色，本身秘色就是着重于色，看重的是釉色，不管是作为秘色瓷的标准器晚唐五代越窑秘色瓷，还是与秘色瓷相关的五代耀州窑、汝窑、高丽青瓷、官窑、龙泉窑，都是以釉取胜、不重装饰，而这些器物尽管很精致，釉色也漂亮，但给人以印象深刻的却是他的装饰。而且古代文献中讲到秘色瓷的时候，数量都是很少的，特别是记载秘色瓷较多的文献如《十国春秋》《吴越备史》等，凡是提到钱氏进贡秘色瓷的时候，都是有限的五十事、二百事等，但讲到越器，或者是金扣越器，银扣越器，或者是扣饰越器的时候，数量就相对很多，一万、五万都有。就是说越器和秘色瓷尽管都是给宫廷烧的，但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秘色属于越器，但越器不一定都是秘色瓷。因为给宫廷烧的越器可能会很多，但是真正的秘色瓷，其实它数量是很少的。我们来看看相关文献是如何记载钱氏所贡瓷器的。

《十国春秋》：

“（宝大元年）秋九月王遣使钱询贡唐方物，银器、越绫、吴绫及龙凤衣丝鞋履子，又进万寿节金器盘、龙凤锦织成红罗縠袍、袄衫丰殳、秘色瓷器……龙带御衣、白龙脑、红地龙凤锦被……”

“（清泰二年）九月王贡唐锦绮五百，连金花食器二千两、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

“（天福七年）十一月王遣使贡晋，铤银五千两、绢五十疋、丝一万两，谢封国王恩。又进细甲银弩箭、扇子等物，又贡苏木二万斤、干姜三万斤、茶二万五千斤及秘色瓷器、鞋履、细酒、糟姜细纸等物。”

“（乾祐二年）十一月甲寅，王遣判官贡汉御衣、犀带、金银装兵仗、绫、绢、茶、香、药物、秘色瓷器、鞍屐、海味等物。”

“（开宝二年）秋八月，宋遣使至，赐王生辰礼物并御衣红袍一副，金锁甲一副及驰马百头。是时，王贡秘色瓷器于宋。”

“宋师伐江南，惟治从忠懿王帅兵下常州，策勋改奉国军节度使。忠懿王朝宋，命惟治权发遣军国事。王还，令惟治入贡。惟治私献涂金银香狮子、香鹿、凤鹤、孔雀，宝装髹合，釦金瓷器万事，吴缭绫千匹。”

从《十国春秋》记载的情况看，其讲到秘色瓷数量的时候，除了没有明确数量，有具体数字的“二百事”是最多的了，哪怕是扣金瓷器，数量也是比较多，所以从字里行间看，秘色瓷器应该是比扣金瓷器档次还要高。

《吴越备史》：

“（太平兴国八年秋八月二十三日）遣使赐王生辰礼。翌日，王遣世子惟浚贡上白龙脑香一百斤，金银陶器五百事，银二万两，黄金一千两。”

“王自国初供奉之数，无复文案，今不得而书，惟太祖太宗两朝入贡，记之颇备谓之《贡奉录》。今取其大者，如……金银饰陶器一十四余事……”

《吴越备史》里边仅讲到金银陶器和金银饰陶器，没有明确提到秘色瓷。

《册府元龟》：

“（同光二年）九月，两浙钱镠遣使钱询贡方物，银器、越绫、吴绫、越绢、龙凤衣、丝鞋屐子，进万寿节金器、盘龙凤锦织成红罗縠袍袄衫段、五色长连衣段、绫绢、金棱秘色瓷器、银装花榈木厨子、金排方盘龙带、御衣、白龙瑙、红地龙凤锦被、红藤龙凤箱等。”

“（清泰二年）九月甲寅，两浙贡茶、香、绫绢三万六千计。是月，杭州钱元瓘进银绫绢各五千两疋、锦绮五百、连金花食器二千两、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

“（天福六年）十月己丑，吴越王钱元瓘进金带一条、金器三百两、银八千两、绫三千疋、绢二万疋、金条纱五百疋、绵五万两、茶三万斤，谢恩加守尚书令。辛卯，又进象牙、诸色香药、军器、金装茶床、金银棱瓷器、细茶、法酒事件万余。”

“少帝以天福七年七月即位。十一月，两浙钱弘佐遣使进铤银五千两、绢五千疋、丝一万两，谢恩封吴越国王。又贡细甲、弓弩、箭、扇子等，又贡苏木二万斤、干姜三万斤、茶二万五千斤，及秘色瓷器、鞋履、细酒、糟姜、细纸等。”

“（广顺二年）十一月甲寅，两浙钱弘俶遣判官贡奉御衣、犀带、金银装兵仗、金银器、绫、绢、茶、香、药物、秘色瓷器、鞍屐、海味、酒等。”

“（广顺三年）十一月乙亥，两浙钱弘俶贡谢恩绫绢二万八千匹、银器六千两、绵五万两、茶三万五十斤、御衣两袭、通犀带、戏龙金带、香药、瓷器、银装甲仗、法酒、海味等。”

《册府元龟》提到秘色瓷数量同样很少，有具体数量的是“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

《宋会要辑稿》：

“（开宝六年二月十二日）钱惟濬进长春节浑金渡银狮子一对一千两、细衣段十匹、乳香二千斤，又进宫池银装花舫二、金酒器一副、金香狮子一、金香合一、金托裹玳瑁碗十、碟子二十、金棱牙茶床子十、红藤盘子一、金渡银果子十钉、龙凤翠花十株、金棱七宝装乌纹木椅子、踏床子、金银棱宝装床子十、银装椅子十、金棱秘色瓷器百五十事、银棱盘子十、银装笼子十。”

“（开宝九年六月四日）明州节度使惟治进涂金银香狮子并台重千两，金银香鹿一对重千两，涂金银凤孔雀鹤三对重三千两，白龙脑十斤、金合重二百两，大绫千匹，宝装合盘二十只，瓷器万一千事内千事银棱。”

“（太平兴国二年三月三日）俶进金银食奁二、红丝络银榼四、银涂金釦越器二百事、银匣二。”

“（太平兴国三年）四月二日，俶进银五万两、钱五万贯，绢十万疋、绫二万疋、锦十万两，牙茶十万斤、建茶万斤、干姜万斤，瓷器五万事，锦缘席千，金银饰画舫三、银饰龙舟四，金饰乌樠木御食案、御床各一，金樽罍盏斝各一，金饰玳瑁器三十事、金釦藤盘二、金釦雕象俎十，银假果十株、翠花真珠花三丛，七宝饰食案十、银樽罍十、盏斝副焉，金釦瓷器百五十事、雕银俎五十，密假果、翦萝花各二十株，银釦大盘十，银装鼓二、七宝饰胡琴五弦筝各四、银饰箜篌方响羯鼓各四、红牙乐器二十二事，乳香万斤、犀象各百株，香药万斤、苏木万斤。”

“太平兴国八年秋八月王遣世惟浚贡宋帝白龙脑香一百斤，金银陶器五百事。”

“神宗熙宁元年十二月，尚书户部上诸道府土产贡物……越州绫一十匹、茜绯纱一十匹、秘色瓷器五十事。”

《宋会要辑稿·蕃夷》载：“开宝六年(973年)二月十二日，……钱惟浚贡……金棱秘色瓷器百五十事。”

秘色瓷器“百五十事”，就是一百五十件。当然这个件，有时候是一套如盏与盏托是一事。但瓷器就多了，一次可达五万事，就是说秘色瓷跟越器在古人眼里是不完全相同的概念。秘色瓷是越器里边最高档次的，哪怕是金扣越器似乎也够不上秘色瓷的层次。这个越器的五万事，都是进贡给皇帝的，我想大量的东西应该是指越器，而不是指秘色瓷。

《宋史》：

“王师讨江南，惟治从俶率兵下常州，策勋改奉国军节度。俶入朝，命惟治权发遣军国事。俶还，令奉币入贡，抚谕命赐甚厚。惟治又献涂金银香师子、香鹿、凤鹤、孔雀，宝装髹合，釦金瓷器万事，吴缭绫千匹。”

“太宗即位，加食邑五千户。俶贡御衣，通天犀带，绢万匹，金器、瑇瑁器百余事，金银釦器五百事……三年三月，来朝……俶贡白金五万两、钱万万，绢十万匹、绫二万匹、绵十万，屯茶十万斤、建茶万斤、干姜万斤，越器五万事，锦缘席千，金银画舫三、银饰龙舟四，金饰乌樠木御食案、御床各一，金樽罍盏斝各一，金饰瑇瑁器三十事、金釦藤盘二、金釦雕象俎十，银假果树十事、翠毛真珠花三丛，七宝饰食案十、银樽罍十、盏斝副焉，金釦越器百五十事、雕银俎五十，密假果、剪罗花各二十树，银釦大盘十，银装鼓二、七宝饰胡琴五弦筝各四、银饰箜篌方响羯鼓各四、红牙乐器二十二事，乳香万斤、犀角象牙各一百株，香药万斤、苏木万斤。”

《元丰九域志》：

“越州会稽郡……土贡越绫二十匹、茜绯花纱一十匹、轻容纱五匹、纸一千张、瓷器五十事。”

《嘉泰会稽志》：

“战国秦汉而土贡杂物无所登载，至唐颇多，若编纹纱、宝花纹等罗，白编、交梭、十样花纹等绫，轻容、生縠、花纱、吴绢，丹砂，石蜜，橘，葛粉，瓷器，纸，笔。皇朝务从蠲省，以《祥符图经》《元丰九域志》参考之，承平之久，虽微有增益，然以匹贡者，为绫二十、排花纱十、轻容纱五，表纸千张，瓷器五十事。今贡轻容纱五疋、越绫十疋而已。”

《锦里耆旧传》：

“（永平二年二月）丁巳，梁遣光禄卿卢玭、阁门副使少府少监李元来聘，推帝为兄，书曰：夫唐虞致治……银棱秘色䤬锣二面……”

不管是《元丰九域志》还是《嘉泰会稽志》，提到的都是瓷器五十事，这应该指的是秘色瓷。《锦里耆旧传》讲到银棱秘色䤬锣两面，凡是讲到秘色瓷器具体数量的时候，都不会很多，就没有看到过超过两百事。这个䤬锣尽管有学者提出过不同见解，其实就是类似于洗的器物。所以秘色瓷和越器尽管都是贡瓷，且秘色瓷属于越器，但两者层次是不一样的，上面列举了这么多的文献，有的是不同书中讲的同一件事，就是想说明秘色瓷与越器是有区别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北宋时期那些越窑的精品，包括前面提到的越窑单字款器物，动辄上万，不一定能够称得上秘色瓷，许多学者认为吴越国进贡了几十万件秘色瓷，其实是错误的。

余论

关于秘色瓷，有学者认为唐五代以后，特别是宋代，秘色瓷的概念变了，其实我们从文献所记载的与秘色瓷相关联的几个窑场生产的产品来看，秘色瓷的概念始终如一，它追求的目标一直未变，我们把从古代文献中认为烧秘色瓷的窑场生产的产品放在一起比较，可以看到从晚唐水邱氏墓出土的秘色瓷，到五代康陵出土的秘色瓷，再到耀州窑五代时期生产的刻“官”乳浊釉产品、北宋时期的汝窑、南宋早期越窑低岭头类型产品、南宋郊坛下官窑、龙泉窑黑胎青瓷产品等，尽管其不同时期，各窑有不同的特点，各地胎料的不同，导致产品的风格也有一定的差异，但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些产品属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窑场，但釉色非常接近，也基本上没有装饰纹样。古人也是把它们归为一类即秘色瓷的，它们都属于一个秘色瓷的系统。

陆游《老学庵笔记》：“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

赵秉文《汝瓷酒尊》：“秘色创尊形，中泓贮醁醽。缩肩潜蝘蜓，蟠腹涨青宁。巧琢晴岚古，圆嗟碧玉荧。银杯犹羽化，风雨慎缄扃。”

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南宋时余姚有秘色瓷,粗朴而耐久,今人率以官窑目之，不能别白也。”

庄季裕《鸡肋篇》：“龙泉……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

蒋祈《陶记》：“其视真定红瓷、龙泉青秘相竞奇矣。”

当然，如果再把眼光放远一点，其实高丽时期的部分青瓷，也归为秘色瓷系统，不仅在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讲到 “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把高丽青瓷与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相提并论，在徐兢看来，汝州新窑器和高丽青瓷都是与越窑秘色瓷风格一样的。在太平老人《袖中锦》中则直接将其称为高丽秘色，“……高丽秘色……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当然对此书成书年代是有争议的。

另外一个似乎可以归为秘色瓷系统的是汝州张公巷窑址出土的产品，关于张公巷窑址，学界对其生产年代意见不一，根据发掘者的判定，其年代为北宋末到元代，显然这个年代判定由于种种原因是比较宽泛的，对其性质，当年曾开过一个专家论证会，认为其为北宋官窑，现在更多倾向于为金代官窑，如果从器物的风格看，张公巷窑址出土产品与汝窑相近，具有较多的宋代特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有“周纲尝知梁县，烧造假秘色甆器以事蔡攸”的记载，而蔡攸得宠于徽宗，历任龙图阁学士、淮康军节度使、宣和殿大学士等要职，宣和五年（1123）领枢密院事，随即又任开府仪同三司、少保等重要职务，后改任太保，封英国公，靖康元年（1126），钦宗即位，蔡攸被接连贬往永州、浔州、雷州、万安军居住，不久钦宗又遣使者在贬所将其诛杀。既然“以事蔡攸”，那就是北宋晚期的事，不管他烧的是秘色瓷还是假秘色瓷，总都属于秘色一类，自隋文帝开皇四年（584）置伊州，隋炀帝大业初改伊州为汝州，治梁县城，即梁县与汝州的治所同在一地，故汝州张公巷极有可能就是周刚“烧造假秘色瓷器”之所。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去看叶寘《坦斋笔衡》关于陶器的记载：“陶器自舜时便有，三代迄于秦汉，所谓甓器是也。今土中得者，其质浑厚，不务色泽，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瓷，遂有秘色窑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陆龟蒙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世已有，非始于钱氏。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徽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从秘色窑器开始以后，一直到后来的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再到江南龙泉县窑，包括官窑，其实是叶寘对秘色瓷发展系统的一次梳理，是一篇秘色窑业史。争论了半天，宋人早就讲得很清楚，这些窑场都是秘色瓷系统。现在对秘色瓷概念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其实都是没有真正理解秘色瓷的含义所造成的。

前述因为秘色瓷的产量很低，数量很少，所以到清代的时候，乾隆皇帝才会发出“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晨星稀”的感慨，什么意思？就是说官窑还能看到，李唐的越器看不见了，人间无了，当然它这个李唐越器肯定是指秘色瓷，如果光是越器的话，还是会有不少，尤其是乾隆皇帝，应该是有机会看得到的，所以从乾隆皇帝发出的感叹来看，秘色瓷不可能有很多，不会像今日我们经常听到我这个是秘色瓷，我那个是秘色瓷，反正稍微好一点的越窑瓷器都叫秘色瓷了，其实都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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