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紫檀》一书序文中,胡德生先生明言“硬木家具是从明代后期的隆庆、万历以后才开始的。明代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硬木家具只占最后的七十年。”(《紫檀》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6页)。胡先生的“紫檀开始于明代后七十年说”,理由有二:其一就是“明代万历年以前的史料里,还未发现有用黄花梨和紫檀木等硬木制作家具的记载”。
其实,由于硬木在中国的家具历史长河中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关于硬木的描述,史书中并不乏记载。比如紫檀之名,最早就出现于1500年前的晋朝。崔豹的《古今注》云:紫檀木,出扶南,色紫,亦谓之紫檀。到了唐朝,人们已经知道紫檀是做琵琶槽板的好材料。比如王建宫词之九七云:“黄金捍拨紫檀槽,弦索初张调更高”。孟浩然之凉州词也云:“浑成紫檀今屑文,作得琵琶声入云”。再如宋苏东坡的《沉香山子赋》中“儋崖之异产,实超然而不群,既金坚而玉润,亦鹤骨而龙筋,惟膏液之内足,故把握而兼斤”的描述,写的就是海南沉香木。
《西湖老人繁胜录》是南宋人写杭州的书,其中就有“乌木花梨动使”一说。我们知道,“动使”又作“动事”,其意应为“家具”。比如《梦梁录》中就有“家生动事如桌、凳、凉床、交椅、杌子;线床、竹椅;衣架、棋盘、面桶、项桶、脚桶、浴桶、大小提桶、马子、桶架;食飥”的名目。
即如明代万历年以前的史料里也有所谓硬木的记载。比如印行于弘治甲子的《宋氏家规部》卷之四“木类”,列举了四十二种木头的名称,里面虽没有柚木、核桃木、榆木等硬杂木,却有沉香、檀香、乌木、花梨木、铁力木、鸡翅木等所谓的老红木。其中在“檀香”一条中,就明确指出“出三佛齐国,皮木而色黄者谓之黄檀,皮木而色紫者谓之紫檀,黄香优于紫。”显然这是一条严格意义上的硬木紫檀史料。
我们知道,传统意义的硬木家具其用材是相当宽泛的。它不仅包括以紫檀、黄花梨等为代表的所谓红木,而且包括杂木中材质硬重者,即硬杂木。硬杂木的材质虽不如红木珍贵,但也是工艺性能优良的家具用材,其中不乏名贵木材,如柚木、核桃木、榆木、榉木、楸木、柏木、樟木、格木等。由于硬杂木自古以来就担当着为中国古代家具提供原材料的重任,胡德生先生所谓“硬木家具是从明代后期的隆庆、万历以后才开始的”观点就更值得商榷了。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所谓硬木,包括硬杂木,在我国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用硬木,即便是用紫檀、花梨等名贵硬木制作家具,其历史也是久远的,决不仅仅局限于明代最后的七十年。
其二,我国硬木家具的历史虽久,但盛行于隆庆、万历年间,则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工具的限制。我们的刨子是16世纪才出现的,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16世纪以前中国人就使用过刨子。没有刨子,就没有办法刮平硬木。过去为什么使用漆家具呢?就是因为木头刮不平,要披麻挂灰,打腻子上漆,把不平的地方掩盖住,就像今天化妆要涂粉底一样。刨子的发明,是中华工艺史上最重要的工具革命。其次是隆庆开关。隆庆时期,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以及当时与海外贸易的增多,明政府迫于压力,有限度地打开了海关。海上运输的畅通,致使大量优良木材进入中国,从而为明式硬木家具的制作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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