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青铜器赏析

战国时期是史学家对春秋之后、秦灭六国之前的历史时期的称谓，是我国继东周列国以来的又一个诸侯割据的时代。据统计，从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的255年中，有大小战争230次。战争打起来，双方动辄出动几万至几十万人。西汉末年的刘向，将有关这段历史的各种资料编成一本书，取名《战国策》，从此，这一历史阶段称为战国时期。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军事、政治、外交各方面的斗争十分激烈。其中，诸多中小诸侯国家已被吞并，最后剩下的秦、楚、燕、韩、赵、魏、齐七个诸侯强国，就是通常所讲的“战国七雄”。由于秦国的商鞅变法发挥了富国强兵的重要作用，秦国终于后来居上，逐一灭掉了其他六国，完成了“秦王扫六合”的统一大业，从而结束了这一战争频繁的时代。

在战国时期，我国的工业、农业、商业、交通等并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各诸侯国之间互相促进，相互发展，如都江堰、郑国渠、鸿沟等著名的水利工程不仅促进了当时农业的发展，而且造福后世，此外在文化和思想学术方面，百家争鸣，创造了辉煌的先秦文化，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

战国时，手工业得到大力发展，冶铁、青铜器铸造、漆器、丝织业的生产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青铜器的制作普遍使用熔铸、焊接、失蜡法和金银嵌错工艺，产生了在铜器表面涂金、鎏金和刻纹工艺，器型轻薄灵巧，花纹细致繁复，具有高超的技术和艺术水平。虽然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但是仍有许多精美的青铜器物产生。

第一节战国时期青铜器概述

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处于剧烈变革的时代，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文化艺术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此时，商周以来的青铜礼器逐渐衰落，日常生活用器却得到了普遍发展，如铜镜。铜镜在战国时期，至少在统治阶级中已经普遍使用。古文献中有许多关于战国人使用铜镜的记载，如《战国策·齐策》中“朝服、衣冠窥镜”，《楚辞·九辩》中的“今修饰而窥镜兮”等。战国铜镜能够取得大的发展，主要原因是：第一，铁工具在铜器制造业的使用，为作坊内部更细密的分工、创造新技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第二，经过商周以来的发展，至战国时期，铜镜的合金比例已趋于科学和稳定，大大提高了实用效果。战国铜镜以它规范化的形制、精美的装饰纹饰，标志着中国古代铜镜已经从早期的稚朴走向了成熟。

此外，战国时期有青铜乐器，无论数量上、制造工艺及木架的装饰方面，都达到了一个高峰，其代表就是湖北随州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其用料是铜、锡、铝合金，全套编钟上装饰有人、兽、龙等花纹，铸制精美，花纹细致清晰，并刻有错金铭文，除了乐钟装饰精美外，它的青铜装饰附件也是十分华美的，如钟架横梁两端的浮雕、透雕的龙、鸟和花瓣的青铜套，支撑栋梁用的六个佩剑的武士等等。这样精美的青铜乐器及其附属物，表明了当时青铜铸造工艺的精湛，同时在音乐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这个时期各类青铜器的造型各具特点，在装饰艺术及工艺方面涉及很多门类，就其大类来说，包括图案、书法、绘画、雕塑等，也可以说其工艺集各类艺术之大成。如青铜器上图案的运用，在长期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装饰手法，如充分利用对比度、呼应、虚实、疏密有节奏的变化，曲线和弧线的反复运用以及突出方向感和运动感等。书法应用主要体现在青铜器的铭文上。这个时期的青铜器多出自于各诸侯国，因此字体多变，字形有肥有瘦，有些字是承袭商周时期的字体，还有错金字、鸟虫书等，通过这些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我们可以对当时书法窥见一斑。战国时期的绘画作品我们所能见的就是区区几件，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青铜器上的图案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当时绘画成就，这是战国青铜器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时期一些青铜器上的图案可以作为绘画来欣赏，如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战斗、狩猎、宴饮、车马、建筑等图案，构图简单，线条质朴，刻画娴熟，有的达到了形神兼备的程度。此外，还出现了用铜浇铸的动物塑像、人俑，这与现在的雕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二节战国时期青铜器分期

一、早期（公元前476年—前4世纪上半叶）

这时的青铜器，无论是器形还是纹饰，战国早期和春秋晚期的共同点很多，但是战国早期的器物有一些自然演变的特点及时代特征。

1造型特征

鼎类的形制与春秋晚期的同类鼎相类似。但是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第2717号墓出土的五具列鼎中，有三具体呈扁圆，敛口，有盖，附耳，短蹄足形，这种形体的鼎在春秋晚期的墓葬中很少发现。山彪镇1号墓列鼎五具，器体呈扁圆的形状且上下匀称，三足极短，腹底离地不远；同墓出土的贝纹鼎，形制也与此相同。这类扁圆形短足鼎，在战国早期的三晋战国·二人猎猪扣饰地区首先流行使用。另一种所谓联裆鼎或短鬲足鼎，实际上是采取软接触的做法将过短的足与器腹相连接，是新设计的造型，大约是把短足鬲的形体移植而来。

在这一时期大多为分体式，原平峙峪出土的　与风翔高王寺战国窖藏所出土的形式类同，鬲口处有一圈上斜的圆盘，用来盛放甑内蒸汽冷凝后的水，使之回流于鬲中，而不会溢出。此战国早期　中的新式样。

战国早期大墓中的酒器，往往有些特殊的造型，如曾侯乙墓的一对大尊缶、联襟大壶带有华丽套口和盖，可悬置在冰鉴内的大口方形尊缶等，这些都是绝无仅有的器物。相比之下，山彪镇1号墓所出土的青铜酒器的形制，更有代表性。其中的莲瓣盖壶，形体类似赵孟介壶而稍低。同类的器形也见于洛阳中州路2717号墓，盖上有的立有展翅的凤鸟。此类壶为战国早期的典型式样。较大的墓中也出土莲壶，洛阳中州路2717号墓出土的一件莲壶，形体近似莲瓣壶，腹稍大而深，颈盖上有小环钮，两肩放置一活动的链式提梁。莒南大店1号墓出土的莲壶，腹部更有一可系绳的鼻，曾侯乙墓则出土有长颈鼓腹的莲壶。传世的莲壶大多为洛阳中州路2717号墓所出壶的样式。此外，在北方地区，还有瓢形壶，有鋬可执，鋬或有链与壶盖相连。春秋晚期流行的一般壶的式样，这一时期内仍然可以经常见到。

水器中以盘匜最为常见，另外中小型有圈足的鉴也有发现。

2花纹与装饰

就题材而言，战国早期的纹饰仍然是交龙、卷龙或蟠龙等龙的世界。山彪镇1号墓的龙钮钟，随州擂鼓墩曾侯墓编钟上都是新颖而复杂的交龙图案。擂鼓墩2号墓编钟上神人骑龙的纹样，是另外一种构图。另一变化是图像的变形有所增加。山彪镇1号墓的豆，主纹是圈点和小翅形的集合体，是交龙纹的省略和变形；同墓出土提梁壶和鉴的腹上密集的圈纹则是旧日的蟠龙纹、兽目纹的蜕变。曾侯乙墓中的具有六棱形甬的编钟上，交龙纹已经变为棘刺丛生型的纹饰。此类变形纹饰很可能在春秋晚期就已经出现，到战国早期更为发展。还有一个变化就是纯粹几何纹饰母题的出现，战国时期·铜鎏金青铜豆诸如曾侯乙墓青铜器上镶嵌的几何云纹图像，琉璃阁1号墓所出土的鉴的下腹复杂的三角云纹及涪陵小田溪编钟的错金云纹等。纯粹的几何纹在春秋晚期非常少见，而且也非常简单。战国早期描绘水陆攻战、燕乐、采桑等活动的画像很多，山彪镇1号墓的水陆攻战纹鉴、狩猎纹钫，成都百花潭的镶嵌燕乐纹壶，及陕西凤翔高王寺战国铜器窖藏镶嵌射燕壶等，都是这一时期施用这类纹饰的典型代表。

3铭文特征

战国早期青铜器铭文与春秋晚期的青铜器铭文没有特别突出的区别，这时一般作器纪事型的铭文减少了许多。钟上作器纪功的铭文与曾侯乙墓编钟记载乐律数千字的铭文都是独特的现象，不带有普遍性。

二、中晚期（约公元前4世纪中叶—前221年）

封建社会初期的青铜器由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发展到极为鼎盛的阶段，到战国中期以后逐渐衰退，但是就整体来说，并不排除少数精美的器群。即使是诸侯墓出土的大器，其铸造工艺与艺术的装饰，也差于春秋早期和战国初期的盛期。青铜器在战国中、晚两期时的发展区别并不是很明显，因此两期合一来叙述。

1造型特征

山西长治分水岭12号、25号墓、辉县赵固第1号墓、河北平山中山王墓。20世纪20年代发掘的安徽寿县朱家集楚王陵所出铜器群，20世纪20年代发掘的洛阳金村古墓中的战国中晚期青铜器等都是这一时期考古发掘出的重要墓葬。

能代表战国中期器群的，当首推中山王墓所出土的器。安徽寿县李三孤堆被盗掘的楚王楚杵墓内出土器物的形制和纹饰风格比较一致，属于楚国末期的标准器。

鼎类青铜器南北风格迥异。中山王墓的九鼎都是附耳低短的盖鼎，这种鼎本是三晋时流行使用的一种传统式样，但是九鼎中的平底细孔流鼎就是很少见的了。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墓出土有附耳扁圆体平底的高足鼎，同样的型式也见于江陵藤店1号墓，这完全不同于三晋时期的型式。晚期的鼎都是有盖或没有盖的高足鼎，而且高足的造型越来越多样和雄壮，形制也较大。

此时期的　已经不是很流行了，鬲也并不多见，敦仍然是圆形的和扁圆形的上下对称的两种。方座簋只在寿县楚王陵出土器群中见到过，是战国·五连盏灯器座较低体形收缩的蜕化式样。豆类器为长柄的，燕晋都有。寿县楚王陵所出土的长柄豆，柄有节，盖有三钮，可以倒置。方豆仍然有所发现，如江陵藤店1号墓就出土了有长柄的方豆。

酒器类中变化较为明显的是壶，有方壶、扁壶、环耳圆壶等等。中山王墓出土的还有镶嵌的方壶，工艺非常精湛。方壶或钫这一类器是这一时期内具有时代特征的器物。壶的新型式样还有许多种，如细长颈多钮壶、小口短颈大圆腹壶、蛋形壶等。

罍器有做成方形的，可称为方罍。三门峡上村岭5号墓出土的有镶嵌方罍，形体较低且肩宽，附耳可挹酒。同类器中，还有小型的传世。

水器的基本器型仍然是盘、匜、鉴。巨型的鉴在本时期内减少很多。三门峡上村岭5号墓出土的四龙耳镶嵌方鉴，是新的式样。楚地新出土的斜唇或平唇的中腰收缩平底双耳盘，耳有环，器壁很薄，有的还有刻花髹漆。

2花纹与装饰

战国中晚期的纹饰变化十分显著，除了战国早期的某些纹饰仍然流行使用外，出现了许多嵌金、银、铜、绿松石，以及其他物质的几何变形图案，有云纹、菱纹、勾连纹、三角纹等。这种变形的几何纹编排规律，又富于变幻的绚丽效果，令人目炫。最典型的战国中期的几何变形纹饰有中山王墓的虎噬鹿器座、龙凤方案座、嵌金银翼龙、嵌金银绿松石钫，还有记伐燕之功的陈璋壶等。楚墓中许多环耳壶也大多施加几何纹饰，有的是以变形几何纹、狩猎纹及神话题材画像相间的装饰，如琉璃阁56号墓的21号、22号钫上的图像就是如此。此时还出现了刻纹画像。这种纹饰是用极锐利的尖刃刻凿而成的，而不是范铸后镶嵌的，如琉璃阁1号墓的刻纹“奁”、辉县赵固的刻纹“楼室燕乐”盘、长治分水岭12号墓的刻纹战国·鸟纹三足鼎人物车马建筑残匜、长岛战国墓刻纹人物车马建筑残匜等。这种纹饰只能在炼优质铜取得成功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此外，素面青铜器大量出现。大梁司寇鼎、梁十九年鼎、平安君鼎、楚王后六室鼎、集脰太子鼎等等，都是不施纹饰的素面器，至于中山王鼎、方壶则利用器物的素面凿刻大量铭文。对以大量纹饰为特色的中国青铜器来说，素面器的流行被视为纹饰衰退的表现，也是一种时代的印迹。

3铭文特征

在铭文的内容上，春秋时期铭文上的颂扬先祖、祝愿家族团结、昌盛之类的套语仍然存在，但已经少得多了。此类铭文仅在田齐铜器中延续了较长一段时间，其他列国的器物上发现得不多，一般铜器上的铭文只是较为简单地记明铸器的事由与器主。战国中期以后，随着集权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对与兵器、度量衡、错金银流鼎有关联的手工业加强了控制，使得铭文的载体大为扩展。同时在铭文中出现“物勒工名”的内容，记载负责监制青铜器的官职名号、工长名与直接铸作器物的工匠名，还有的酒器、食器则记置用地点与掌管者官职，量器记容量、重量及使用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