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统治者虽然也是游牧民族,但在殷志强看来,元代玉器的汉化程度比辽金要明显得多,因为整个元朝的文化是由汉人来主导的,玉器受文人画影响很大,大型玉器的雕造更可谓前无来者。
就器型而言,元代玉器大致可分为实用器和佩饰两类。食用器有各式玉杯、玉海、玉樽等;佩饰器则有玉饰器、玉带钩、玉帽统、玉发簪、玉带扣等。另外,也有作为文房用的玉墨床、玉臂搁、玉押、玉炉顶等。“元代社会的民族构成很丰富,文化上比较多元,不同地区又有不同习俗。因此,玉带钩、玉带扣在南方比较多见,北方则戴帽子的时间多,所以玉帽饰比较流行。”
工艺上,元代玉器受发达的文人画牵引。在图案上,除了龙凤以外,还有文人喜欢的松、竹、梅等;构图上也不会做得很满,常常留有余地,像山水画作品,追求的是意境,不喜欢匠气太重。所以元代的玉器比较强调整体造型,让人感觉很大气。“我们一般说小家碧玉、小巧玲珑,元代玉器却是以大为美,不拘小节,在打磨上不会很讲究,通常只强调器物表面的完善,内部制作则较粗率。”
玉料上,元代的玉料比辽金时期更杂一些,像“渎山大玉海”用的是河南南阳的独山玉,这也证明了元朝时独山玉作为玉石的一种已被大规模加工利用。
“渎山大玉海”也是最能体现元代玉器风貌和工艺水平的作品。作为现存最早的大型玉器,“渎山大玉海”在历史上流传有序,元明清三代都有记叙。
据《元史》所载,“渎山大玉海”是由元大都皇家玉工制作的,完成于公元1265年,为元世祖忽必烈犒赏三军而制,后一直安放在广寒殿上。但明朝万历七年端午前一天的一场大火,使广寒殿突然倒塌,“渎山大玉海”及其底座被迫运走。几经辗转,“渎山大玉海”与其底座分离,流落到西华门外的真武庙内,成了道士们的腌菜缸。
直到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真武庙重修时,这个大“菜瓮”的价值才被人们发现,因此被移到了庙内,被称为大“玉钵”,成了真武庙的镇庙重器,庙名也改为“玉钵庵”。干隆十年(公元1754年)的一天,干隆皇帝到“玉钵庵”游览,一眼辨认出这大“玉钵”竟是元代流传下来的著名玉雕作品——“渎山大玉海”。他立即命人用千金把玉钵买回来。
干隆皇帝收回“渎山大玉海”后,将其安放在了北海团城的承光殿内,并先后命人重新修整了4次,还配制了一个新底座。之后,干隆皇帝又命人在承光殿前修建了一座小亭子,取名为“玉瓮亭”,专门用于安置“渎山大玉海”与新底座。此外,干隆皇帝还为这件国宝亲笔题写了三首诗,并镌刻在玉器的腹壁上。
综观整个“渎山大玉海”,形体厚重古朴,气势宏伟;其雕琢装饰继承并发展了宋金以来的“起凸手法”,随形施艺,俏色处也颇具匠心。在我国玉器发展史上,“渎山大玉海”可谓是一件里程碑式的作品——它不仅开创大件玉雕的先河,在世界玉石业发展史上也十分罕见。
鉴赏要把握美的规律
在辽金元玉器的鉴赏上,殷志强认为,无外乎把握以下几条规律:
首先,古玉即便本身玉质洁白无瑕,留存至今不可避免都会有包浆,所以在辨识上,包浆是非常重要的依据;
其次,辽金玉器虽然做得非常精细,但毕竟是人工的,放到高倍放大镜下一看,手工的痕迹依然历历在目。“线不可能太直,花叶的经脉不可能非常细,而现在的仿制品,因为多为机器工,反而精美到一丝不苟,纹丝不乱。”
另外,要鉴赏辽金元时期的玉器,必须有一定的美术修养,能够把握美的规律,对绘画史中花鸟画、宫廷画、文人画等类型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因为玉器是当时整个社会工艺美术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单讲玉料、刀工,可能连美丑都分不清,这样看一辈子,也提高不了自己的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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