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猫石图》赏析

现收藏于安徽博物院的《猫石图》创作于1943年，时年徐悲鸿48岁，正值其艺术生涯巅峰期。是作纸本，立轴，彩墨，作品落款“悲鸿癸未”，钤朱文圆印“徐”，采用徐悲鸿惯用的手法，只取画面一角，以求整体视觉感受。画作有丰子恺题跋一则，跋文凡一百三十五字，引经据典，妙趣横生。

　　全本作者用将近三分之二的画面作一方巨石，绘一只花猫立于巨石之上，巨石后面绘若干绿植以衬。其中花猫、巨石的轮廓以西方写实主义手法用墨线勾勒，粗细有致，造型准确。花猫的颜色则用大面积水墨为之，显示出体积感与分量感。花猫的尾巴用浓墨扫出，体现出运动感和力量感。猫眼所视方向的石面，意笔挥扫，过渡自然，整体显得浑厚开阔，富有张力。在背景绿植的处理上，作者恣意挥洒，十分写意。石面近景以浓墨皴擦，远景以淡墨晕染，近浓远淡，层次分明。

　　此画最精彩的地方要数作者对猫神韵的匠心处理。作者以极其精微的笔触描绘猫的面部细节。且看此猫：高竖双耳，警觉异常；眉毛竖拔，活灵毕现；圆睁双目，怒气逼人；白须直挺，灵敏机觉；前爪直趋，坚实有力；后腿微蹲，腾腾欲起。在花猫眼睛处理上，作者很好地运用了西画的光感、透视关系，将猫眼的剔透感及神韵全部画出，把整幅画面点活，深得顾恺之提倡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的味道。

　　纵观全卷，作者将写实与写意完美融合，以纯熟的手法烘托出猫的神韵，使笔墨得到极大的解放，达到形与神的统一。本幅作品很好地体现了作者提倡的“尽精微，致广大”的艺术主张。

　　徐悲鸿常常以作品“托兴”，他笔下的事物放佛是“活”的，他的猫也常被赋予很多含义。如他在1934年创作的《颟顸》，以懒猫来比喻世间的糊涂虫，批判那些企图逃避现实斗争，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而不顾的利己主义者。1935年创作的《蕉阴凝视图》，以猫遣兴，将国难哀思之情和对温淑爱美憧憬之情细腻的表现于笔端。1944年创作的《猫戏图》，则表达了他和陈志华之间的深厚的师生情。

　　本幅作品创作于1943年，当时祖国正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万万同胞处于战火之中。徐悲鸿于1942年从印度回国。他先是在昆明举行画展，并将全部收入捐献劳军。后返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客居于沙坪坝，并开始筹建中国美术学院。1943年迁居重庆磐溪中国美术学院。此间他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中国画作品，这其中有很多作品都托付着画家的精神，具有强烈的时代情感，例如作品《山鬼》《国殇》《鹰扬》《群狮》等。在民族危难之际，作者的笔触始终和祖国的脉搏息息相通，将其满腔的爱国情愫通过画作表达出来。

　　《猫石图》中，此猫怒目欲眦，跃跃欲起，威怒之气自画面腾出，那誓要赶走一切外侵之物的信念，那时刻准备厮斗奋争的决心，无不感染着观者。此处作者虽未题跋直明“托兴”之意，但是画面中所传出的觉醒与奋起精神及誓要抵御外侵者的态度，在那时那月，一顾即明。

　　这幅作品完成之后，为客居巴蜀地区的韶承所得。韶承与丰子恺交好。丰子恺于1943年到1946年间，客居重庆沙坪坝，并自筑屋舍曰“沙坪小屋”。1943年清秋的某日，丰子恺到韶承家做客，有幸与此画结缘。应韶承之邀为此画作了题跋，跋文如下：

　　昔吴道子于赵州柏林寺壁上画水，州人摹其波涛汹涌之状，木刻翻印，家家黏照墙上，谓可以镇火。常州太平寺佛殿后壁亦有徐友画水，兵火间，寺屋尽焚，而此殿巍然独存，或云画之力。民国癸未，予与韶承先生同客巴中。清秋某日，予访其居，见有悲鸿先生画猫悬壁上，即属予题字。巴中苦鼠患。信乎古之传说，则此画必可镇鼠，遂为题端。

　　子恺    阴文“丰氏”朱印   阴文“缘缘堂”朱印

　　是跋体现了丰子恺深厚的书法造诣，全篇作者以行书为之，字字独立，字字活跃，气息一贯，天真自然。全卷有质美亦有妍美，以魏书为质，拙朴纯厚；取章草、小草之妍，活泼多趣。丰子恺[6][7]曾在弘一大师指点下，苦研魏碑，认真地临摹过《张猛龙碑》《爨宝子碑》《爨龙颜碑》等碑刻书法，后来又专心临摹晋代索靖的《月仪帖》。他的书法源于魏碑，兼及章草。风格的形成，既有师门的影响，也有自身对现实世界的感悟。丰子恺书法上非常服膺于马一浮，推崇其为“中国书法界之泰斗”。而马一浮的书法正是魏碑与二王行书结合的典范，他的书风对丰子恺书法颇有影响。

　　作为一位爱猫的文人雅士，可以想象，丰子恺见到这幅画时的兴奋之情。他在跋文中先是提到了吴道子和徐友画水的故事。此二位画家因画艺高超，将水画的极其传神逼真，在民间享有极高声誉，甚至一度被神化。清人周亮工在《因树屋书影》卷四中亦有如是记载。言毕此典故，丰子恺转而记述了他与此画结缘的因由。是年，巴中地区刚好鼠患比较严重，丰子恺认为徐悲鸿的“猫”极为传神逼真，当与吴道子、徐友的“水”媲美，乃不可多得的神品，定可以镇住巴中地区的老鼠，于是欣然写下这篇跋文。这其中当然富含饶有趣味的“古之传说”，但也反映了丰子恺对这幅作品的认可和赞美之意。

　　丰子恺的助阵无疑使《猫石图》如“猫”添翼，不仅丰富了其艺术魅力及文化内涵，也增添了作品的传奇色彩。两位中国现代画坛艺术大师，具有同样的爱猫情结，彼时均客居于重庆沙坪坝，书法上又俱得魏碑之髓，诸多的因缘巧合通过本幅作品融会一息，谱写了一段艺坛奇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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