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青釉瓷器又名雨过天青,是一种幽淡隽永的高温兰色釉,我国古代陶书描写的青如天,明如镜,正是这种釉色特点的形容。有钧窑天青,始于宋,呈淡蓝色,釉层厚而不透明, 以铁的化合物为着色剂。另有宋汝窑天青,是一种淡淡的天青色,色调较稳定,多数釉面无光泽。 还有景德镇窑天青,始于清康熙,呈淡灰蓝色,釉薄而坚,莹润光洁,以钴的化合物为着色剂。
天青釉从五代耀州窑创烧开始,在中国陶瓷史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被誉为代表着中国陶瓷的最高审美价值。而北宋汝窑更是把天青釉推往了历史的高峰,对后世单色釉瓷影响巨大。因此可以说,天青釉瓷长期占据审美高峰是必然的。青釉是儒家、道家思想的结晶,非常纯洁、质朴、简洁,没有花哨,耐人寻味,其他彩色瓷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但她始终认为青釉这种美学价值从宋代到现在,都代表着瓷器的最高审美标准,非常符合中国文人的审美情怀。
天青釉瓷器天青色只能是一个——青中泛蓝的色系范围
天青釉是汉族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瓷器釉色名,又名雨过天青,是一种幽淡隽永的高温兰色釉,我国古代陶书描写的青如天,明如镜,正是这种釉色特点的形容。据说五代后周柴世宗时,朝廷官吏请示烧造御用瓷器的造型和设色,柴世宗答以“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根据这一颜色创造出来的釉色叫“雨过天青色”,即是天青釉。但让后人感到茫然和困惑的是,因为天空的颜色因着四时、早晚、阴晴等因素,其天空颜色是不尽相同的。正如天下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普天下也没有完全相同的釉色。天青色只能是一个青中泛蓝的色系范围,即便是一个窑口甚至是一窑所烧,其釉色也有细微差别。
天青釉瓷器出自五代耀州窑
关于天青釉瓷器,相传为五代周世宗柴荣所创,“当日清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景德镇陶录·卷七》引《唐氏肆考》),这便是迷人的柴窑。明宣宗酷爱其貌,于《宣德鼎彝记》将宫内“柴窑”列为名窑之首(柴、汝、官、哥、定)。清代重要专著《南窑笔记》还把柴窑特征归为四如:“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该“四如”屡屡见诸陶瓷专著。
只是到了20世纪中叶,因缺乏相应实物与理论支持,致陶瓷学界对明清的记载存疑,认为古人可能将五代秘色瓷或景德镇窑影青瓷,误当传说中的柴窑。近年,又有学者提出“柴窑就是五代耀州窑瓷器中的精品。”之说,核心也是釉色。总之,釉色天青,非同小可,此乃商、周原始青瓷至宋代诸多青瓷系列长期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然而,汝窑大获成功,并以传世70件器物及新近面世的无数天青釉瓷片,证明了自己的业绩。
而对于耀州窑在五代创烧天青釉这一观点,学术界和收藏界认可度都较为一致。耀州窑创烧天青釉初期,在工艺上向越窑学习借鉴的痕迹较为明显。耀州窑五代天青釉瓷在胎质、支烧、装烧等方面也是精工细作,不计成本,各项工艺都达到那个时代登峰造极的水准;在造型上,五代天青瓷器以仿制唐以来的金银器为主要特点,借鉴运用了金银器常用的爪棱、花口、曲口、贴塑等造型和装饰工艺。五代耀州窑天青釉瓷器的底足修削不仅比唐代考究,甚至比北宋鼎盛时期的耀州窑修足更讲究艺术性。在装饰方面,五代耀州窑匠师们创造性地把中国传统的各种浮雕工艺运用到瓷器上,创新了剔刻浮雕的装饰技艺。
烧天青釉瓷器一个重要原因来自宋徽宗的追求
在北宋晚期出现的汝窑,是宋徽宗钦定烧制御用瓷的窑口。是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之首。南宋人叶寘在《坦斋笔衡》里有这样一段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漆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州为魁。”因此,天青釉的选择自然也是出自最高统治者的决定,这是汝窑在天青釉及整个青瓷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据《马未都说收藏》,汝窑是宋徽宗在位期间烧造的瓷器,据了解,当时烧这种青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宋徽宗的追求。当时奸臣蔡京和各种道士都在撺掇宋徽宗信奉道教,导致宋徽宗后来笃信道教并大力推行,更称自己是“教主道君皇帝”。政和七年,宋徽宗集道士2000人,一起释讲道学。当时道教主张的是“静为依归”、“清极遁世”等清静的境界。道教对青色的追求,直接影响了宋徽宗的审美。
欧阳修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道尚取乎返本,理何求于外饰。”正道明了人们追求的所谓道,就是返璞归真,追求的理,不用加任何装饰。这个追求的道理不仅影响了汝窑的烧造,也同样影响了宋代其他官窑的烧造。而日本古陶瓷学者森达也先生在《汝窑与南宋官窑——烧造技术和器种的比较》中则言:北宋汝窑青瓷,无论是天青色釉,或者外器底面除了细小支烧痕以外整体施釉的制作特征,都与五代至北宋初期的耀州窑青瓷具有相同风格特征,再者,就烧制技术来说,无论二次烧成或者使用木柴燃料等特点,也与五代及北宋初期的耀州窑青瓷工艺相类似。森达也指出了两个窑口的天青釉瓷不是自然的承传关系,而是汝窑是对耀州窑有选择性的继承和发展。
汝窑对后世天青釉瓷瓷烧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汝釉的创新,得益于“内有玛瑙为釉”,得益于清凉寺村附近2公里处有一座玛瑙矿。据现代化学“分析得知,玛瑙的主要成份与一般石英砂并无区别,为二氧化硅,但玛瑙往往含有铁等着色原素,对釉的颜色有一定的作用”。汝窑的釉层大致在0.03-0.07厘米左右,虽较秘色瓷的釉层厚出将近一倍,却比宋官窑、龙泉窑的0.1-0.3厘米釉层要薄了许多。尽管釉层较薄,但釉面质感致密、平静,有深不可测之貌,以至千年以来让人一直欲看不透。汝窑青瓷的釉层极为均匀,规整得几乎一丝不苟,甚至在唇口,在所有转弯拐角处,釉层都能保持厚薄一致。这一现象,除秘色瓷因追求釉薄可与胎体交融产生类冰类玉效果而不可同日而语外,与其它青釉系列比照,汝釉可谓达到尽善尽美境地。例如,官、哥的紫口,系口端釉层历高温,釉汁下行减薄,导致露出胎色;官、哥、龙泉器体下部或圈足墙面,常有下行渐囤厚釉一环;器身拐弯折角处或凸出部位,时有囤釉或积釉挂淌。这些现象,传世汝窑器物上几乎全无。
汝釉的上述特色,部分系匠师技艺精湛,部分系玛瑙效应,下述现象,当属玛瑙釉独有:
一、汝瓷釉面的光泽,大多数不及官、哥晶莹,更弱于龙泉青瓷。与同为贡御级别并亦为出土的定瓷、龙泉瓷标本作比较,汝釉的光泽度只及后者大约1/3略强。这说明,因玛瑙的加入,汝釉的玻化程度(还包括釉质的耐腐蚀性)有所下降,反过来则说明,缺乏明显玻璃质感,是玛瑙为釉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于标本的截面,肉眼可见到较多气泡嵌在釉汁与胎体间的釉层中、下方。用放大镜于釉面上观察,中层这些气泡在釉层内呈稀疏的星辰状,有的“大如星斗”。但是,蕴藏在釉层最底下的另一部分气泡,于釉面上则很难透见,汝瓷釉层紧贴胎骨处有一排肉眼可见的气泡,这种与其它青釉气泡排列有异的景象,当属玛瑙釉为釉的又一特征。同时表明,玛瑙釉的粘度很强,以致釉内与坯胎中的空气在烧制过程中,无法正常逸出,较多的被封闭于釉汁下层。
三、由于玛瑙的加入,釉子的粘性聚然增强,让在高温下本该受地心强力下注到底部的釉汁,竟然上行了一些。这是玛瑙为釉的奇特现象,这种现象全面解释了汝瓷为什么总被是做得特别规整,又总要把釉层控制在一定厚度范围之内。原来,玛瑙釉较强的粘度,降低了釉料在溶融时的正常流动,使得釉面自行修补厚薄不匀的过程受阻。强粘性还使厚釉在高温下容易产生强内聚力,吃掉薄处的釉,而薄处釉汁也较易被厚处的釉层所吸附,由此看来,汝瓷满身裹釉不只为了美观,还是均衡玛瑙釉粘度和内聚力过大的一项有效措施(支烧钉入窑时也上釉,出窑后敲掉)。
综上所见,玛瑙为釉确有许多独到之处,最主要使釉泽精光内蕴(系釉内大气泡折光反射之故)和釉呈幽玄静谧的青色,但也有弊端。于标本上可见,釉面效果,有的很好,有的利弊各半,有些则瑕疵不少。这些证明汝釉的制作难度相当大,以致汝窑产品出奇地少,足端露胎的成功品几乎不见,由此想到,玛瑙为釉,必定还有许多尚不为我们所知的玄奥。不然,为什么其它青瓷窑系不在釉内引入玛瑙?又为什么汝瓷之间也存在着天壤之别?
青釉的发色,一般都与烧成时的窑位、窑温及不同的还原气氛有关。就汝窑而言,还应取决于玛瑙的含量。例如,凡青蓝呈色显著如卵青、天青、粉青等汝瓷者,其色泽往往也格外地纯正、匀洁;釉面也特别的细腻、平整;釉层也浓郁地呈失透状,犹如有高密度的青色烟霭罩之;开片也以稀疏的斜直纹、鱼鳞纹、蟹爪纹居多。如此现象,为其它青瓷窑系少有或不见。这几个特征汇拢起来,似乎已为汝窑的内在品质分出了泾渭,至少是可以用作区别开包括宋官窑在内的其它青瓷。
尤其那件不开片的小碗残件,釉呈天青色,釉汁幽深蕴润,“汁中棕眼隐若蟹爪”(明高谦《遵生八笺》语,棕眼,在上述汝器中仅无纹小碗上出现,系釉表含有肉眼可见的大气泡;气泡不破、疏朗,似蟹行走后留下的爪尖痕),显出一派超凡的气质。但是,它们釉面均不及汝器右灰青釉一类浏亮。这些差别,是否为玛瑙含量悬殊之缘故呢?仔细观察还可发现,釉面玻化程度明显稍好的一类汝瓷(占总数约15%左右,色有豆青、茶青、灰青等),除胎骨与宋官窑有明显区别外,其釉面(略有厚薄不匀)、气泡(若聚沫攒珠状)、釉汁(略显透明)、釉泽(较为晶莹)等方面都与宋官瓷十分相近。
这又是什么原因?当然,汝与官有不可割断的血缘关系是一个内因,但如此迥异现象出现于同一窑口中,其成因恐怕还是玛瑙含量多寡所致。即,光泽弱和无纹片者含玛瑙多,光泽强及纹片多、开细碎纹片者玛瑙少,甚或不含玛瑙。明初曹昭《格古要论》探知了内中奥妙,故称:“汝窑器,出汝州,宋时烧者淡青色、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蟹爪纹,本不是真假的要领,也不该是好或坏的标记,但此“真”此“好”因与宋《清波杂记》“内有玛瑙为釉”的量有关,也就有了份量,让部分汝瓷,见出了高下。
从传世作品看,宋代汝窑制品即是天青釉,钧窑产品中也有一类天青釉,天青釉的基本色调是淡蓝而带灰色,宋代主要是铁的呈色。北宋汝窑在天青釉烧制上的巨大成就,对后世青瓷烧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近年来,南宋官窑的发现和考古资料证实了天青釉超乎想象的影响力。南宋官窑烧制天青釉的工艺与耀州窑及北宋汝窑也有着一定的继承关系。如二次烧成、支钉支烧、推崇天青釉色等,而独特之处在于南宋官窑创造性地使用了厚釉薄胎,反复施釉的工艺,使天青色的釉质真正达到了玉石一般的诱人质惑。
乾隆为何痴迷汝窑天青釉瓷器
即使是拥有天下财富的清代帝王也将汝瓷视为宫中瑰宝,他们广泛搜罗当时传世的汝窑瓷器,纳入清宫宏大的收藏中,雍正七年(1729)太监刘希文和王太平登记过存放在一些洋漆箱里的汝窑瓷器,可知当时清宫收藏的汝窑瓷器至少有30件左右。但这个数量还不能满足清皇室的需求,于是雍正皇帝下旨命令景德镇的工匠仿制汝瓷。对于这些宋室遗物,乾隆不仅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位喜好附庸风雅的皇帝还在一些汝窑瓷器的底部题诗留念,如现藏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的一件汝窑天青釉瓷盘就有他作于1772年的御题诗,全文是:“盘子径五寸,如规口面圆,出陶无髻垦,阅世独完全,冰裂纹隐约,铁钉迹属连,底心镌甲字,先得此同然。”借小小的瓷器,抒发了他独占四海财富的沾沾自喜之情。然而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一直深藏宫闺里的汝瓷,终于流出宫墙之外。
马未都捡漏天青釉瓷器
20世纪80年代,有一回马未都在香港逛古玩店,碰到一个店主。那个店主也是一时兴起开的店,并不是祖传的手艺。一时兴起开的店,东西来源纷杂,他自己判断力有限,所以卖家很容易在他那里捡到便宜。马未都当时一进去,那个人就认出马未都,说:“我这儿有一个新淘的东西,怎么样?”
马未都一看,是一个钧瓷花盆,底下有很多支烧的痕迹。因为怕瓷器在烧造过程中塌底,就要把它支起来烧,烧好后会留下痕迹。这花盆下面的痕迹都被打磨过。店主看到打磨的痕迹,觉得这个东西比较新。他拿这个东西的时候, 马未都心里也嘀咕,嘀咕什么? 马未都知道这花盆是真的,就想怎么说服他便宜卖给我。马未都说:“你看,这打磨的痕迹多新,这东西可能不怎么老。”那人也说:“我也拿不准,我买的也不贵,你加点儿钱就可以拿走。”回来以后, 马未都就找出“台北故宫”藏钧瓷的一本书,去对照背面,很多官钧的背面,都有类似的打磨痕迹,过去不注意的时候,你很容易忽略这一点。
当你不买这种东西,不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一百遍你都记不住,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一下就记住了,记得死死的。知识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常备,你不能等到用的时候现学。所以一定要知识常备,运用恰当。过去有一句老话“艺不压身”,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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