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银元与铜元

清末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时期，不断有通商口岸的开设，这虽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是在丧失主权的不平等条件下进行了对外贸易，对外贸易的发展给外国货币流入中国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这不可避免的让清政府开始了自制银元的尝试并掀起了高潮。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近代的银元与铜元。

制钱荒的出现引发了铜元铸造和发行，但随之而来的滥铸使货币市场又充满弊端。晚清和民初政府对全国货币铸造和发行掌控能力的弱化，使这一时期的货币制度漏洞百出。

外国银元流入

明朝末年，外国银元开始流入中国。早期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数量不多，流通也不广。清朝初期中外物资交流的规模比明末有所扩大，英国东印度公司经常派船只来往于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外国银元便于乾隆年间大量流入中国，并在上海及附近地区开始盛行。

最早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是西班牙银元，又称加罗拉银元，俗称本洋，系公元1535～1821年由西班牙铸造。西班牙银元因重量稳定、质量优良，为人们所接受，“商务交易多用此币，银行所开汇价，亦以此为根据”。1854年墨西哥银元开始流入中国。墨西哥银元始铸于1823年，正面图案为墨西哥国徽：站在仙人掌上口中衔蛇的一只鹰，背面图案为有“自由”字样的自由帽，自由帽四周放射32道光芒，俗称“鹰洋”。此外流入中国的还有荷兰银元、美国银元、英国银元等。

道光年间，外国银元流入渐多。相比较银两，银元支付时不用看成色、称重量，只需计枚数即可，十分方便，因此民间使用更加普遍,“闽、广、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甚行。凡完纳钱粮及商贸交易，无一不用洋钱”。对此有人认为，外国银元在民间广泛流行，不仅有碍国体，也造成内地高

色纹银急速外流，若任其蔓延下去，我国纹银终有被吸尽的一天，因此建议朝廷禁止民间使用外国银元。但这一建议却招来反对之声。御史黄中模上奏说：“番银之在内地者，行用已久，恐骤加遏绝，必致于民不便，应仍听其流转。”他的意见得到朝廷赞同，由此禁止外国银元的言论逐渐销声匿迹。然而与此同时，社会各界要求中国政府自铸银元的呼声越来越高，清政府也感到有必要改革货币制度，发行中国自己的银元，从而打破外国金融势力的垄断。

自铸银元开始

仿铸外国银元，最早发生在乾隆年间的广东，当时广东省藩库官员曾下令让银匠将银元“铸得像外国人造的一样”。但是这个命令带来了麻烦，由于银匠向银币内掺铜，使得市场上的银元贬值，政府于是下令禁止其流通。到了嘉庆、道光年间，仿铸外国银元在中国南方已相当普遍。其铸于广东者曰“广板”，铸于福建者曰“福板”，铸于杭州者曰“杭板”，铸于江苏者曰“苏板”“吴庄”“锡板”，铸于江西者曰“土板”“行庄”。在民间仿铸外国银元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开始自铸银元。林则徐在其任上就曾铸造了一批仿铸的外国银元。这种仿铸的银元实际上是一种银饼，“其面如棋，面刊是银七钱三分”。道光十八年（1838年）福建当局曾发行过银币，光绪八年（1882年）吉林机器官局也曾试铸银币。直至光绪十五年（1889年），经朝廷批准铸造的银币才正式问世，这便是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东铸造的银元。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天津北洋机器局也试铸银元，同年南京也始铸龙洋。光绪二十四年四川省成都造币厂铸造四川卢比银币，正面是光绪皇帝半身像，是中国货币史上最早出现的人像币。此后其他各省亦纷纷自行设局，购机仿铸银币，各局皆不受中央政府管辖，龙洋的品质也因此十分庞杂，形式、分量参差不齐，市价高低不一，往往此省所铸银元不能行于彼省。当时各省督抚都把铸币看作一大财源大加铸造，以致铸币过剩。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清政府考虑到各省设局太多，所铸银元成色分量相差很大，不便民用，拟指定各省需用银元概由广东、湖北两省铸造，但遭到各省反对。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

颁布《整顿圜法章程》十条，在天津成立造币总厂，打算铸造一两重的银元为本位币，这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主张，而以光绪为首的变法维新派则主张仍铸七钱二分的银元，两派斗争激烈。结果一两重的银元在市面上行不通，只好收回成命。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制定《国币则例》二十四条，规定铸币以元为单位，重七钱二分，第二年在南京、武汉开始铸造，称“大清银币”，同时停止各省自由铸造。至此，中国自铸统一的新式银元终于产生。

辛亥革命后，时局动荡，北洋政府无力节制全国，币制混乱。当时市面上流通的银元达十数种之多，有鹰洋、银枪、本洋等外国银元，也有广东、湖北、浙江、安徽各省铸造的龙洋，还有四川币、吉林币、东三省币、奉天币、造币厂币、北洋币、大清币等，可谓五花八门。为了统一全国货币，1914年2月北洋政府颁布了《国币条例》，决定收回旧币，于同年12月和次年2月先后由天津造币总厂和江南造币厂开始铸新币，正面为袁世凯头像，通称“袁头币”，俗称“袁大头”，成色为纯银89%，每枚重库平银七钱二分。这种新币因花样崭新，重量成色都严格按照规定标准，故发行后很快在全国货币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

由逐利引起的铜元铸造泛滥

清朝市场零散交易像历朝一样使用制钱。咸丰年间，有外国人在上海收买制钱，当时江浙一带银价每两可换制钱二千多枚，一些英国商人便在上海收买制钱偷运出境。1858年2月6日《北华捷报》报道：数日前在上海港的一艘船上，外人用55只木桶装运制钱，其价约3000两，在同一艘船上还发现50只箱子，每箱约装制钱两担，这些制钱是作为贵重物品装运的，但无许可证。因偷运制钱违禁，故被海关没收充公。光绪年间洋商又在上海专购制钱，交铜铺熔销净铜，运往内地高价出售，造成市面上铜钱奇缺，钱荒严重。清政府缺乏恢复鼓铸制钱的方策，致使各省钱价昂涨，日甚一日。光绪中叶，铜价翔贵，民间私毁制钱，几难禁止，造成“钱日少而价日昂，百货腾涌，商民交困，几不聊生”。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针对广东钱荒甚厉现象，两广总督李鸿章首开风气，从国外购买了机器铸造铜元，每枚铜元重二钱，正面为“光绪元宝”，背面为蟠龙花纹，每百枚可换银元一枚。不久福建也奏准铸造铜元，改为对制钱作价，铸有“每枚当钱十文”字样。其后各省所铸铜元亦均对制钱作价，于是广东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又将新铸铜元改为“每枚当制钱十文”。铜元在形制上与制钱不同，中间无方孔，俗称“铜板”。

铜元出现后，因其形制精巧，大小一致，在流通中很受欢迎。由于铜元铸造的成本每百枚只需白银四钱四分左右，而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银元一元可换铜元八九十枚，因此铸造铜元可有三成以上的利润，各省官僚认为这是发财的机会，便纷纷从国外购机铸造。1902年，安徽、直隶、湖南、湖北四省投入鼓铸，次年继起的有浙江、四川、江西、奉天。1904年又有山东、河南、江苏苏州、清江及广西，1905年有云南，1908年有吉林、新疆，1910年有西藏等。到1910年，全国鼓铸铜元的省份达19省之多，有的在一省之内设了两厂（如浙江、湖南、河南）、三厂（如湖北、福建），最为突出的是江苏，在一省内竟设立了六厂（江宁有三厂、苏州有两厂、清江有一厂）。铜元铸造，给各省带来丰厚的利润，如广东，从1902年到1907年初，4个厂共铸造当十铜元16亿余枚，历年得利310万两。

全国掀起的铜元铸造热，使铜元铸发数量急剧上升，光绪三十年（1904年），数量约为17亿枚，次年就达到75亿枚。据梁启超所著《各省滥铸铜元小史》统计，光绪三十一年，全国12个省设有15个铸造局，有机器846架。据当时上海外国商会估计，这些机器有六成已经开铸，二成正在装配，另有二成尚未到华。如果全部开工，每年可铸当十铜元16413兆（百万）枚，分给中国4亿人口，每人占到40枚。铜元泛滥，使金融市场上银铜之间的币换率不断受到冲击。铜元刚开始流通时，政府的发行价格规定为每百枚合银元一元，市面上往往每80～90枚即可换1元。据海关报告称，1902年，银元1元的兑换率在苏州为88枚，杭州90枚，胶州80枚，安庆95枚。可是铜元滥发后，市面上兑换率迅起变化。上海市场上，银元1元兑换当十铜元，在1905底为107枚，1906年底为110枚，1907年底为116枚，1908年底为123枚，1909年底为127枚，1910年底为131枚，1911年底为134枚。这种情况不仅在上海发生，其他主要商业城市也都存在。

1906年八九月间，各国驻华公使对中国滥铸铜元提出“忠告”，清政府已在是年六七月命各省铜元局悉行闭止。此后为挽救铜元危机，清政府又采取了两项紧急措施：先是由度支部于1908年拨银50万两，交顺天府贬价收购铜元，以提高铜元价值；随后又在一个月后，再次发出“上谕”，命“京外各厂暂行停铸铜元数月，俟铜元价值稍平，察看市面情形，再行复铸”。然而四川、江宁、湖北、福建、浙江等省纷纷请求就现存铜斤继续铸造，天津、广东和东三省则请求将已购存的铜尽数铸造后再行停铸，由此使停铸令形同虚文。

民国初年，各省因利之所趋，仍大量鼓铸，致铜元数量仍不断增加，质量继续降低，市价更为跌落。1912年成都造币厂铸造当五十铜元，次年重庆铜元局用同样模型开铸。此时铜元市价已跌至银元1元换2000文，遂改铸当一百铜元。不久铜元价又跌至每元换四五千文，又改铸当二百铜元。接着铜元市价再跌至每元换八九千文，则改用白铜铸造，多加铅锡。四川铜元价格的混乱严重影响了下游省份。在上海，1919年时铜元市价为银元1元合单铜元154枚，此后继续低落，20年代波动于二三百枚之间，30年代初曾突破过三百枚。直到30年代后，铜元的用途渐少，才逐渐退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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