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说鼎

文、图/刘锡荣

鼎代表国家。鼎是中国器物的极致，是世界上古代工业最高水平的代表。

先有了鬲，作为烹煮的生活用器。而后才有了鼎。

鼎是古代的礼器、食器。王拥有九鼎，诸侯、公爵们当在七五以下。拥有鼎的多寡，自是身份与等级之象征。事实上，在有青铜器之前，早在石器时代就先有了鬲，夏代时，人们在陶鬲的基础上发明了青铜铸造的鼎，史称青铜器。鬲是由三个类似的垂乳组成，其乳之现状类似牛乳，三乳合为一膛，鬲器形成，其材质是陶土的，手工塑制，有的还刻上图案，有几何形的，有线条形的，有绳纹形的，有的还涂上颜色，阴干后，再烧而成，作为日常生活中的烹煮之器罢了。

夏禹收九牧之金，铸成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国家永固。青铜铸造的鼎，标志着人类由原始的部落状态，逐渐向封建社会过渡，因为有了“王”，有了“国家”形态。自此，鼎，象征国家，代表王权，宣示礼乐，历代传承，成为“国之重器”。鼎的诞生，远非仅仅是文化层面意义，它是古代华夏民族工业发展历史的最高峰，在千余年的辉煌之后，又于千余年来沦落了，远不似上古时候，人们认知的那般崇高。只有在国家重大历史事件与庆典时，偶尔会为铸为用。

我有幸生活在北京，随时都可以去看馆里的国宝，可以去国博资料中心去查询资料，所作的三部书也被国家博物馆“编目入藏”（《钟鼎茗香》《钟鼎茗香》（二）《俪松居遗珍-王世襄旧藏铜炉清赏》），看累了又可以在那儿讨杯茶来轻啜。坐下来细细思量着青铜器的一切，每一次看，这三尊巨鼎，总是揪住我，仿佛焊在那里一样，且每一次的感觉都不一样，还常看常新。我实在为四千年前古人的智慧、生产技术、加工及工艺水平所震撼。同时还为青铜器所承载的礼乐寓意所震撼，在完全落后的手工业条件下，他们是如何完成如此先进的产品？在当时文化极为落后的情况下，竟能赋予青铜器那么崇高的寓意？

如今我们所看到的鼎，最为代表的当属国家博物馆的“后母戊”方鼎了，（原来的教科书记载的是“司母戊”，这个“后”误作“司”的错误，据说与郭沫若先生相关）此器出自安阳殷墟。（仅那里的“妇好墓”，出土的“鼎”“彝”等青铜器，就有四百六十八件。）民国早期在安阳出土后，若不是百姓们千般保护，若不是此鼎的庞大沉重，恐怕早就被日本鬼子抢走了。当我们立于此鼎前瞻仰时，必会为其：巍巍乎，高山仰止，浩浩乎，神圣至尊，我们在震撼之余，才会晓得“国之重器”的崇高与威严。

人们之所以喜欢鼎，除了鼎的国家意义至上外，想必还与日常生活与鼎的学问、词汇、典故相关，人们自小耳熟能详的，诸如：“一言九鼎”，“列鼎而食”，“问鼎中原”，“定鼎中原”，“高门鼎贵”（晋 左思《吴都赋》）， “鼎铛玉石”（唐 杜牧《阿房宫赋》），“天子春秋鼎盛”（《汉书 贾谊传》），“鼎足之势成矣”（《三国志》），“三足鼎立”，更是“三国”以来，所用最多的典故。我自幼有些家学的影响，长成之后，自家又很是偏爱，尤其是鼎的造型与气势，蕴育的礼乐高义，更是令我五体投地。

于是乎：“吾之幼时，授业于父，尝闻明宣德皇帝曲尽铜炉之妙。吾奇而问之，父颇为不屑，以玩物丧志者戒。然则尝有钟鼎之家云云，吾终不得其详……”此是拙作《钟鼎茗香》自序的开头文字，父亲的担忧与崇尚已是了然，更为心系的是母亲的善解：“锡荣喜欢作这些文章，自有他的道理嘛。”只如今，双慈过世已逾多年，于工作和生活之中，依然是我心中的章程，大凡所为之事，总要以他们的仁义行诸于世，以致连对古董的藏玩学问，也是“以德为藏，和合皆乐”。

在我前两年写作《钟鼎茗香》（一）（二）期间，将鼎的收藏与学问拓展开来。早先人们议论“宣铜”时，即便作文章中，只说宣德炉，不议宣德“鼎”，岂不知炉为“彝”器，史称“彝炉”。明代永宣时的黄铜文化之中，二者皆备，不可或缺。何况，上古之文化又以“鼎”为至上，绕开了“鼎”，何以谈“炉”？没有“青铜文化”，哪有“宣铜文化”？于是，我便依照“宣铜文化”本来面目，将“鼎”与“彝炉”一统归位，在拙作中列为主项。以致无论是客厅斋室，均有商周唐宋元明清的鼎、彝，陈设用度，甚是得体。任谁来访，都会于品茗听琴之间，也必为沉烟袅袅所陶醉，流连于鼎、彝、礼、乐的盎然古意之中。

唐代的王勃在《滕王阁序》中：“钟鸣鼎食之家”，甚为家慈崇尚，父亲在世时，只能在书中或博物馆里，去找些崇拜与陶醉。如今我已拥有，可他早已仙去，盛世把两代人的遗憾留给了我，令我时常于崇敬中缅怀，笔墨间慨叹。好在除了自家私享，亲友们亦时常来赏，都很喜爱，也陆续收藏用度起来，且时常雅集，交流感悟，甚是快乐，为杂乱繁忙浮躁功利的时下生活，平添了许多古朴与优雅，陶冶了大家的诗书礼仪，升华了大家的文博境界。心态平和了，胸怀开阔了，更是觉着“书到用时方恨少”了。只是，大凡到他们那里赏玩时节，所见鼎彝文玩，很是令人不爽。物件也老，工也尚可，只是，有不少物件非我族类：大多是日本的，又有少量越南的仿器。

众人多随我同好，是我起初想不到的。看来，一个民族的文化，对于过去的传承挖掘，生活浸润，古今时空虽然异同，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传播，形成继承与普遍状态时，一种文化现象业已展开，构成社会风尚，便成就了民族的文明。

早年间，没有潘家园一带的古玩城，要看古玩，只能去博物馆，那里的青铜器鼎、彝、簋、鬲、盉、壶等等，固然甚好，却只可远观，不能近取。亦如我上月去北京大学赠书时，面对其博物馆的古物，只能叹惋。早年，在北京的大么厂、前门、地安门都有古玩店，琉璃厂相对集中一些，那条古玩街，大几十家店面，任你去上手品鉴，讨价还价。那时候的鼎、彝很多，精美的、普通的。几元、几十元、过百元、千元的。民间的、宫里的、普通的。点金的、鎏金的、错金嵌银的、掐丝珐琅的都有。哪像现今，几万元的，你都不屑去上手。

民国时期的古玩市场，尤为兴盛，清王朝的败落，导致宫里宫外勾结起来，倒卖国宝，大发国难之財。“孙殿英东陵盗宝”，震惊世界。陕西的周代青铜器，河南殷墟商代的青铜器，乃至“后母戊”大鼎，龙门石窟的唐、魏造像，云冈石窟的魏齐造像等等，统统都于古董市场上，明暗买卖，仿造骗财。

青绿皮色的青铜器，自是以鼎彝为“国之重器”，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其各自的文化内蕴与时代赋予，便成为我们今天崇拜的理由。同时，唐宋基于上古的继承弘扬，将那纯金、纯银、鎏金、错金银的鼎彝盘盒盏等器皿，奢华到极致。当我们面对法门寺出土的金银器时，必会被古代冶金、加工技术的发达所震撼。青铜器的制作，此时却衰落到谷底，可有关青铜器的文化，则弘扬到最高。宋代，竟然诞生了研究专著，“青铜器宋代五谱”的成书，上古青铜礼器的名号与成果，才得以系统规范，又图文并茂地自成体系，开创了“图谱”藏器文书的先河。宣德炉的《宣德鼎彝谱》等三种图谱，亦是仿之成书。直到如今，我们仍然是以《宣和博古图》等作为工具书，研究并命名新的考古发现。

人们对青铜器鼎彝的文化研习，知其历史典故，大多源出于此。我对青铜器的知与爱，亦是。以致宋代这“青铜器五谱”，虽然残缺，倒是有得书读。元明清时期，除了瓷器的大量普及以外，冶金工业技术的再次提升，黄铜制器，得以昌盛：永宣时代的佛像与宣德炉，灿然登场，开创了金灿灿的“宣铜文化”，“青铜”变成了“黄铜”，再次被世界喝彩。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铜文化，再次辉煌起来，被西方人称之为“中国之文艺复兴”。同时，也成就了我与宣铜鼎彝的缘分，《钟鼎茗香》系列著作，应运而生。

就目下我知晓的，人们对鼎彝器的理解，仅停留于知其一，不知其二之际，各人的境况不同，所作学问也是不同。谋求生计，寻求雅趣，自然也不同。但，追求人生的通达与快乐，则应不异。在与众家相善之间，近些年来，我常常为自藏的鼎彝文玩、琴棋书画们痴迷，既为其美而存在赞赏，亦为其未来漂泊慨叹。人生在世的文字写的多了，对生活的爱与淡，更会在执着与挚爱之际，派生出些许类似古代贤达们的叹惋来。

不过，并无碍于我对“鼎、彝”器的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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