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札：最温柔的艺术

　　书信或曰书札，其实是一种艺术。西方人称它是“最温柔的艺术”，言其亲切细腻有类于日记。温柔与否当不尽然，但名之以艺术却毋庸置疑，尤其是中国旧时毛笔书札。究其原因当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由其内容特性所决定;二是由其制作形式使然。

　　就内容而言。扬雄《法言》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刘勰《文心雕龙》曰：“故书者，舒也。舒布其言……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书札乃人际交流，直抒衷肠胸臆之作。性情所至，信手为之，娓娓如诉。不必矫饰造作，毋恐天谴人责。“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文明从容”（《文心雕龙》），酬献心声，或激越，或温柔，或志高文伟，或词采翩翩。诸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东方朔《难公孙弘书》、扬雄《答刘歆书》、嵇康《与山涛绝交书》等，均可谓千古绝唱。是书札之艺术性决不减其他文学体裁，甚至超而轶之。

　　就其形式而言。陆机《文赋》曰：“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刘勰《文心雕龙》曰：“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其“尺素（帛）”或“简牍”盖我国纸发明之前的主要文字载体。我们知道中国汉字的书写载册是由笔、墨和书写材料共同完成的。笔即毛笔，墨乃炭墨，自古一以贯之。书写材料则先帛后纸，判然有别。纸的出现、普及并最终取代简帛作为书写材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其意义除导致汉字使用和文化传播效率大大提高之外，还有重要而特殊的一项，就是使汉字的日常书写脱离其实用性而升华为一种艺术成为可能。因为只有纸，严格说来只有中国纸，才可能使毛笔的性能发挥到极致，才可能真正做到“笔笔还其本分”，使藏出、曲直、起伏、浓淡、枯润、薄厚、迟速、收放诸如此类书法艺术的基本规则或法术真正得以实现。于是乎，魏晋以降文人墨客便自觉不自觉地“寓性情、襟度、风格”于笔墨词文之中，似乎于不经意之中创造出了极其赏心悦目的韵致，由之大大增强了其笔下，包括书札在内的文字作品的形式感染力和艺术性。而其审美价值有的并不亚于甚至高于条幅、中堂、对联之类刻意为之的书法作品，有的则被人直视为书法艺术佳作，成为书法创作的永恒范式和不祧法本。

　　如魏晋士人尤其二王手札，其无论大王之《平安》、《何如》、《奉桔》、《快雪时晴》;还是小王之《鸭头丸》、《地黄汤》、《中秋》、《豹奴》，无不神采飞扬，辉文含质，笔墨相得，天机自动，“爽爽有一种风气”，其内容似乎已变得不太重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了。

　　《颜氏家训。杂艺》记载南北朝时流传一个谚语，曰：“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书札，古时称尺牍，作为人际间不拘异时异地，传情达意，进行社会交往的主要方式，使人千里之外，相知相识如同面语。可见其必为人类文明发展到相当高度的产物。其产生之条件，我以为起码有二端，其一是物质的，即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的出现及初步发展;其二是精神的，即人文的觉醒。后者当更为重要。

　　书札分公私二种，《文心雕龙》首次有所区别，刘勰在公牍归之于《奏启》、《章表》之属，私札则归于《书记》一节。公文书札产生较早。文字产生，“绝地天通”，步入文明社会之后即可能出现，《尚书》实已见其端倪。《诗。小雅。出车》：“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讲西周大臣南仲率师讨伐凯旋，归心似箭，途中担心周王再下告急文书。此“简书”即指周王下发的军书，这是最早而明确的书札记载。私人书札产生较晚，当始于春秋。其间礼崩乐坏，“智识下逮”，人文大觉醒，社会交往从此日以扩大和频繁，于是知识分子之间书信交通势在必然。《左传》中《昭公六年》载“巫臣自晋遗书责子反”，《襄公二十四年》载“叔向使诒子产书”，《文公十七年》载“郑子家为书与赵宣子”，《成公七年》载“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范宣子”等即是明证。于异国异域，士人之间“其辞皆若对面（《文心雕龙。书记》）”，这在生产力相对落后，交通不便，特别是神权主宰，“学在官府”的历史阶段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说上揭《左传》所载仍属政治性人际交往书札，或所谓“行人挈辞”之类，难称“抑扬乎寸心（《文心雕龙》）”，其温柔的私密性尚不凸显的话，那么战国以降，情况则大大改观了。1976年初湖北云梦睡虎地四号秦墓两通木牍家书的发现，则提供了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家书实物。二简均是用毛笔蘸墨写于长23.1厘米（正合汉尺一尺）的木版上，内容是向家人叙述从军征战情况，并向母亲索要衣物和钱。到了汉代，我国邮驿体系和封泥签发制度基本建立，人际书信交往与日俱增。同时，书札的基本形制，即长度以一尺为限，也大致确定，这就是后世称书札为“尺牍”的由来。上揭司马迁、东方朔、扬雄诸札及杨恽《报孙会宗书》，马援《诫兄子严敦书》，孔融《与曹操论酒书》等等均是此间出现，并传诵至今的书札范本。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时期，属之“乱世”，是突出的多国多君时代。其间政治昏暗，战争频仍，民生凋蔽，“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宗白华语）。”于是人文精神大发育，思想和学术大开放，儒、道、释相互渗透影响，终于酿成比战国百家争鸣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思想大解放局面。于是玄学哲学诞生了，建安文学和抒情诗出现了，陶渊明的田园文学、谢灵运的山水诗、顾恺之的画、王羲之的书法都先后在此间放射出奇异的光彩。于是魏晋文人墨客极尽风骚文雅之能事，创作出大量风情潇洒、天资自然、清通简畅的书札精品。

　　当年梁实秋先生曾写过一篇小品文，名《信》。其中讲：“我国尺牍，尤多精粹之作。”何以为精粹之作呢？我认为非名人书札莫属。道理很简单，旧时名人之著名，大多由于其有名著，有名行，或有名绪、名业。必有超常之智慧、超常之能力、超常之才艺、超常之生活，更重要的是必有超常的素质，而非如现下某些名人或由外力使然。因此名人间用于社会交流的书札必然多精粹者，较一般书札必然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也更有艺术性。诸如李斯、司马迁、贾谊、东方朔、扬雄等秦汉名流书札;诸如上揭魏晋名士书札;诸如唐宋八大家、苏门六君子、竟陵、桐城诸派以至南社社员等历代显达的书札之作，无不名实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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